星期一, 二月 18, 2008

念群加油!

念群加油!

念群是我多年来在马大辩论队看到的最出色、最有才华的辩手之一。她毕业后在法律界的杰出表现,以及各种伸张正义的行动,令人钦佩。这次上阵马华传统强区沙登国会议席,挑战艰巨,但更见证了一个想为家国社会付出的年轻人的决心与豪情。如果能够成为国会议员,我相信她必能有所作为,并为我国政坛注入清新的气息。祝福念群!
大家可以到她的个人网站浏览:

http://www.wretch.cc/blog/teonieching

另,吾友彭雪琴正为念群的选战,收集人力以及资源的支持,有意奉献者可以电邮:snowpiano@gmail.com

星期六, 二月 16, 2008

槟首长由谁决定?怎么决定?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槟首长由谁决定?怎么决定?

现任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的动向,千呼万唤,终于宣布。许子根“上京”的宣布,牵动槟州政治格局,引人注目。然而,许子根的宣布方式,却也颇为值得议论。
从各主流报章的报道,人们确实看到首相针对许子根动向发表“如果无法决定,我将代为决定”的说法。
考量选战利害,首相作为国阵最高统帅,肯定对许子根动向宣布的时机,十分关注。然而,“代为决定”的说法,反映了什么?却更为令人耐人寻味。
许子根“上京”后留下的槟州首长,由谁接替?同样引起人们的兴趣。许子根对此再度“卖关子”,声明已经呈交三个可能人选给首相。这种声明同样引人遐想。
呈交可能人选给首相,其中有两种可能的解读。第一,呈交名单只不过是礼貌照会,确保巫统不会再在首长人选宣布后,方才提出反对意见,造成尴尬局面。
第二,呈交名单是要跳脱党内机制,由国阵母体决定人选。这样的做法主要是避免党内各派系竞逐首长职,出现碰撞甚至分裂的状况。
民政党是国阵成员党,重大决定交给国阵决定,至少从表面机制的视角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妥。
但国阵成员党的相对地位,以及决策模式如何?可能才是最有争议之处。更何况,民政党领导的宣布,只时说把名单呈交首相,而没有具体提到国阵机制。
在决定国阵大选候选人的课题上,国阵各成员党包括巫统内部,似乎口径一致:“一切由首相决定”。这种安排有其必要,因为成为国阵候选人的吸引力极大。
如果没有最高领导压阵,掌握最终的决定权,恐怕争取出线的竞逐,会过于激烈,甚至出现大选未战,内部先乱的局面。
无可否认,槟州首长人选的决定,情况也十分类似。但是,民政党领导人必须认清,把首长人选交由首相决定,并非传统惯例,这与首相决定大选候选人的做法,有根本性的差别。
当然,传统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但创造某些惯例的理由是否充分?其长远影响是否已经被充分的考量?
审视这几年国阵内部华基政党的运作模式,人们似乎又不难理解为何此次会出现类似“由首相决定”的思维。当今首相一般上被认为相对中庸。而党政权力高度集中于首相,已经是当今大马的政治现实。
在面对个别巫统领袖的偏激言行时,华基政党往往能够通过首相来缓和局面。任何课题稍微棘手,僵持不下,“由首相决定”呼声必定出现,也似乎成为华基政党的思维定势。
人们当然无法确证民政党领导“呈交槟首长人选”名单的做法,是否仅仅是定势思维的产物?还是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布局?如果仅是定势思维,不免令人心忧。
开明中庸的首相,毕竟不是历史的必然。把决定槟州首长的决定权,进一步集中于首相,谁能确保长远而言,不会有更大的政治风险?
其实,许多先进民主国家的政党体系,都存在着派系主义。只要竞争规则制度完善,派系间的竞争可以是去芜存菁的民主历程。
民政党形象清新,向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主导的政党。人们也因此能够对其有更高的期待。如果因为派系竞逐,把“决定权”往上传,体现的就是人治的思想、与民主化之路背道而驰。这与人们的期待,难免有所落差。
前主席林敬益医生,以其个人魅力,带领民政党走过非凡的旅程。但新时代召唤新任领导层,更果敢朝向开放民主的道路,而不是事事裹足不前。
“呈交槟首长人选”应该还有诠释空间。民政党应及早将其定位为“礼貌照会”。在决定谁来担任槟首长的课题上,如果来个大胆创新,全国大选过后,在槟州进行类似美国总统初选的党内基层表态,或许更能展现新领导层的划时代面貌。

星期二, 二月 12, 2008

华教政治化的危险博弈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华教政治化的危险博弈

全国大选前高调宣布增建议及搬迁华小,引发了这是否为大选糖果的争议。大选糖果似乎不仅仅意味着某些举措,为应付大选,拉抬选情的动作。
“糖果”更重要内涵,是指一些暂时性的、权宜性的动作,对根本议题至少是暂时搁置的。所以,如果执政党在大选前宣布制度化增建华小,这虽同样可以提高华裔选民的支持,但就不算“糖果”了。
至少从表面而言,有“糖果”好过么没“糖果”。但“糖果”的说法,毕竟具有奚落执政华基政党“当家不当权”的意味。无怪乎关于“糖果”的提问,会引起一些领袖的不悦。
从政治功效而言,“糖果”看来还会相当有效,因为一般选民未必会从宏观格局,长远视野看待人民权益。权宜性的举措,可以被当作骄人的成绩单,获得群众支持。
反对党应对糖果攻势,提出的反应主要是“增建华小应该制度化”、应该“按需求增建华小”。这些看似合理,但从政治论辩的角度而言,还得提防执政党的反击。
执政华基政党可以提出“增建华小制度化”在政治现实上是不切实际的。反对党以及华教人士不应采取“宁为玉碎”的态度,而轻视可以务实获取的具体成果。
跳脱执政反对党的政治攻防论述,选前增建华小争议是否仅仅是“政府做得足够与否”的问题吗?选前增建华小是否有其他更根本的影响?
既然此次增建华小数量空前,又与全国大选紧密关联,人们似乎应该思考大选过后所可能出现的局面.
如果执政华基政党选举成绩亮丽(无论是否是基于其他因素),人们可以解读“糖果”策略奏效。以“最小成本,最大收获”为原则,执政党在往后大可如法炮制“大选糖果”。
这必将使“制度化增建华小”更难落实,因为只要增建制度化,糖果策略往后将难有用武之地。此外,在非选举年的华教发展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大部分资源需要留到最后来制造糖果。对华教的发展,这最终会否得不偿失?
如果执政华基政党大选成绩暗淡(无论是否是基于其他因素),有心人也可能解读:既然增建华小无法提升华基政党的支持,往后不管是为了选举与否,都无需增建华小。
以上第二种情境,确实可以构成华裔选民的心理压力:如果不投执政党,后果只会更糟。执政华基政党目前尚未大肆突出“提醒”选民这种危险。这算是避免运用心理威胁论述的自我克制,希望能够继续维持。
无可否认,以上两种情境的发生并非必然,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交错运作影响。但是上述勾画的可能局面,却是建基于一个事实:“华教的政治化”。
“华教政治化”当然不是此次增建华小宣布后才发生。但是把“增建华小”与“大选”如此紧密捆绑,却是空前的。这也把华教命运卷入大选激流当中,进行危险的博弈,甚至还要面对两难的处境。
政治考量,看来造就了此次华小增建的“成果”。但仔细分析,华教似乎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在政治生存面临考验的时刻,似乎没有人愿意推动一个最能保障华教的动作:华教的“去政治化”。

星期一, 二月 04, 2008

从“以华制华”反思历史

这是一篇刊登在《南洋商报》的回应文章。我回应的对象:文子山君的文字于1月31日在南洋发表,也出现在马华公会官方网站

从“以华制华”反思历史

文子山君1月31日《话说以华制华》一文,主要从大马华族政治史的角度探讨,内容扎实,引人深思。文中提到我之前一篇同样关于“以华制华”文章的论点,所以我想稍作补充。
我之前的那篇《以华制华的政治话术》提到:“以华制华”属于陈旧的论述,至今依然成为马华与行动党对骂的焦点,显示两党在格局突破方面的困境。
文君具体提出20年前1980年代的历史,实际上正是对上述观点的重要举证。在两党对于“以华制华”再掀骂战的今天,仔细看待文君所提的那段历史,颇具价值。
看来,当年“以华制华”论战的主要交手双方是董教总与行动党;而“以华制华”的“华”不仅仅指华人,可能还特指“华教人士”。“以华制华”论战同时也是在华教人士“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
回顾历史,审视当下,华教人士参政的历史成败,依然颇具争议。当年具体情景下,对于行动党“以华制华”的指责是否成立?也尚无定案。
有鉴于此,当年“以华制华”论述由董教总提出,并不代表在今天就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正如当年华教人士打入国阵,并不代表当下打入国阵就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时移势易,斗转星移,当今大马社会(包括华社)基本上已经朝向多元种族政治的意识更进一步。此时此刻热衷于用“以华制华”为选战论述,显示了政治意识的滞后,这与当年论战未必可同日而语。
即使当年提出“以华制华”的论述,在现今的眼光看来欠缺格局,我们也要体谅历史人物所面对的具体处境。
具体情景,具体分析,如果当年“以华制华”论战有其具体脉络可寻,当下的论战同样如此。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交待,“以华制华”论战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有人急于与种族威权切割;有人又面对走不出华人选区的困境。
“以华制华”有政治障眼的效果,但人们其实应该看穿屏障背后的真正问题:提出“以华制华”是否等于实际上与种族威权切割?还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切割?
提出“以华制华”又是否对于开展非华族选民支持,有任何助益?
基于“以华制华”具有掩盖实质问题的效果,政治人物越激情提出这种论点,就越显示这不过是“标签式话语、政治文宣术语”。至于是否有意捧自己为“民族英雄”,贬敌人为“民族罪人”,从发言者身份以及可能的动机,自可看出蛛丝马迹。

星期五, 二月 01, 2008

别投情绪票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别投情绪票

在不知不觉当中,许多事物已经改变,小至个人,大至社会的意识。2007年首都街头热闹,但真正前所未有的却是人民冷静的反应。不再有谣言四起、匆匆屯粮的场景。有人说,这是大马人民意识的进步。
政治人物提起国家历史事件,警惕现实,过去几乎是常态。今天,可能却可能变成领袖们的政治负债,引来炮轰。这也是改变,同样是进步。
一个简单的报道,或许记者真的过度诠释,但却无心插柳,成了当今社会意识的探测针。探测出现今已经有人对恐吓式的政治文化,深感不屑。
大选将至,政治领袖们又开始呼吁人民别投情绪票,一种极为陈旧的言论。但“情绪票”确实可以有更为不同的解读的。
欢乐、悲伤、愤怒、恐惧都是人们的情绪。传统上,“别投情绪票”的呼吁,是要人们不要因为对腐败统治的愤怒而决定投票的取向。
如果愤怒足以主宰人们的抉择,其他负面的情绪同样可能,比如:恐惧。恐惧”乱”、恐惧“丧失发展”、恐惧“族群利益受损”、恐惧“极端宗教势力抬头”。
实际上,呼唤人们别投“情绪票”的,恰好可能就是多年来都是“情绪票”的最大受益人。呼唤人们别投“情绪票”的,有可能才是炒作情绪的最大玩家。
社会意识改变可以制衡明目张胆的恐吓,但这却同时是一个过分讲究包装的年代。语气用字像是理性分析的,未必代表没有恐吓性的内容。
当然,提出敏感的历史事件如果过于露骨,构成恐吓,那就提出事件的周边影响,苦口婆心:现今局势与40年前没有多大改变,我们承担不起再来一次的冲击。
以史为鉴,警惕现实,原本就是史学的社会功能。政治人物提起历史,当然可能真的诚恳的思考家国社群出路,但也有可能仅仅为了追求政治效应。
要判断究竟是何者,可以从政治人物发言的脉络,以及谈话可能的带来的情绪效应探索。另外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言论过后是否允许充分理性的观念交锋?
顾及形象,许多政治人物或许从此谨言慎行,避免触及可能引起反弹的地带。然而,身为选民的我们还要检视:政治人物所属政党阵线是否依然提出一些恐吓性的政治言论?政治人物是否纵容身边人发出恐吓性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