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出题方案政治邀功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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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出题方案政治邀功的省思

首相宣布2008年小六检定考试数理科将继续以双语出题，可算是人民期盼的好消息。教育部长希山墓丁也指出，教育部经过研究，发现小学上尚未能跟上英语教数理的步伐，尤其是乡区的小学，更是严重。因此，政府才会决定明年继续以双语出题。
英语教数理的课题，近几年来纷纷扰扰。双语出题的宣布，但2008年检定考试媒介语的宣布，绝对还不是整个课题的解决方案。无可否认，考试媒介语在数理教学媒介语的课题上，关系重大。
如果选择以英语作为唯一的考试媒介语，之前华基政党争取到的“数字方案”，将形同虚设。如果以英语考数理成为定案，华裔家长甚至会基于功利考量，或是为了减轻学子学习负担，自动放弃以母语学习数理的权利。
然而，教学媒介语，相对于考试媒介语，始终还是问题的实质核心。首相的最新宣布，对于教学媒介这一层面，基本上毫无触及。
宣布的方式，更是给人感觉，这只是暂时性方案。待执行层面加强过后，英语教导数理，包括用英语考数理的措施，还是会全面落实的。
首相这次是在马华公会主办的《扎根50载》文化大汇演上做出上述的宣布。对于马华公会，这显然具有政治加分的效果。马华署理总会长陈广才随即发表4点声明的文告。
概括而言，这四点分别是：第一，马华对于2008年检定考试数理科以华语出题，立场鲜明；第二，马华通过各政府管道争取的努力，已经受到肯定，并反映马华政治影响的关键性；第三，华社在过去三届大选对给予马华的强力委托，使马华发挥影响力；第四，华社不应该对最近的负面课题，而在来届大选投下情绪票。
马华公会或许一直都认为，华社并没有很好的理解马华在各方面的努力。之前，副首相纳吉也劝谕马华要明确的向华社交带，马华为华社争取的各种权益。
相信是基于如此心态，在加上全国普选在即，马华领袖对于此次的争取成果，当然想要追求最大的宣传效应。但四点声明是否非常恰当的到达这个效果，或许可以是政治话语研究当中，一个有趣的个案。
声明第一点，提到马华语华社的意愿同在，但却明确锁定在“2008年小六检定考试”这个范畴。对于英化数理的整体政策，到底“鲜明的立场，明确捍卫的底线”何在？没有交待。
当然，“2008年检定考试”是当下的宣布，也是目前实实在在的“争取成果”。锁定于此，看似合理。从策略上而言，锁定于此，可能是意图避免人们对更核心课题的忧虑，淹没了这次的“争取成果”。
然而，核心课题并不是想回避就能够回避的。华社，至少关注此课题的教育团体，还不至于糊涂到连核心议题都无法认清。再加上政府的宣布，给人感觉这只是暂时性措施，2008年过后情况如何？似乎还非常不明朗。
声明第二点，提到的是马华运作模式的关键作用。从此次的“争取成果”，看到此次马华政治运作的关键性，算是合理的逻辑推演。
然而，由于声明第一点，把课题所定在2008年数理考试媒介语，这个所谓关键的“政治影响力”在其他领域课题同样有效？还是一个疑问。
声明的第三和第四点，主要还是选举拉票的呼吁，是政党文宣文字，没有太大的探讨价值。但是这些话，确是马华向来用以向华社邀功的说辞。把一些局部成果夸大，正是要推论第三和第四点，要华裔多支持马华。
第一到第四点，是一脉相承，是马华所有政治宣传的基础论述模式。但这一套要成行，首先必须确保人们认同所争取到的成果是十分关键、重要和伟大的。即使实际上并非如此，马华也没有本钱去明确承认现有争取并不理想。因为，这将无法成为呼吁华裔选票的论述。
每个政党身处的位置，都有相对的优势以及局限。马华公会要以以上的方式，进行政治论述，文字动员，自然是现有状况下无可奈何的局面。然而，深一层分析，如果马华被逼在所有领域课题，都必须夸大实际上极小的“争取成果”，其实质后果却是可怕的。
在主流媒体被国家恶法以及财团垄断的状况下，夸大”争取成果”确实可以在一般警觉性较低的民众当中得逞。不知不觉，许多掠夺华族权益的做法，将会被小小的“妥协”、“施舍”掩盖。华社感觉良好，但实质上，合法合理权益却日益腐蚀。
马华的政治生存，与华社对于政府施政的满意度息息相关。大选将至，一些所谓形象清新，尤其那些时常上电视论坛的领袖，都已经改变论述模式。
从过往的对政府政策的批判，转化为对反对党的党性抨击。对于政府政策也巧妙的护航，把问题归结于底层的行政偏差，或是以“展望未来”逃脱政府既有问题的严肃反省。
小学数理科英化是严重的问题，关系到华小变质的危机。这与20年前教育部位派不谙华文人员到华小担任高职，其严重性实际上不向上下。然而，马华却有意淡化此危机。更可悲的是，华社大众以及传统华团，甚至中文报章已经没有当年的抗争能力了。
董教总成了“孤军奋战”的团体，也因此常常被教育部长抹黑为“极端分子”。情势如此，华社、华团、中文报业都要负起责任，但马华公会化解华社战斗力的角色，终有一天还是要面对历史评价的。
我不是说要演变成1987年的局势，“茅草行动”的发生才是应对华小危机，最恰当的方式。但事实是，当年不谙华文高职政策，确实被取消了，虽然对于许多为华教奋斗的人士，代价是惨痛的。
而今英语教导数理课题，虽然，或者说“由于”没有出现一定的紧张局势，但结局却是可能改变华小本质的政策却是得以实行。六年过去，几乎成了既成事实后，来了一个“转机”。
马华在此极力“邀功”，但功劳真的只在马华吗？如果没有董教总及部分评论人提出考试媒介语的关键性，极力施压，马华恐怕只会满足于“数字方案”而已。
董教总在反对英化数理课题上，与马来社会教育团体的串联，也可能是被人们所忽略，但实际上却发挥了关键的效果。
我真的无意指责现有的马华领导，存心伤害华教。实际上，有中文教育背景的领袖，肯定对于华文教育有更大的关怀。然而，政治现实也是残酷的。在政治结构与位置的局限下，在多的关怀也未必可以转化为权益的捍卫。
对比陈广才的四点声明，民政党代主席许子根对首相的宣布所做出评述，有明显的差异。许子根强调2008年的双语出题，是“折衷方案”，并希望明年教育部做出全面性的检讨与调整。
差异之处在于：许的发言给人稍微更踏实的感觉，即承认现有状况的不足，只是“折衷方案”，也明显让人们看到英化数理课题还有更关键的议题，尚待解决。
我也无意对两位领袖的发言，做出优劣判断。更何况，语言鉴赏主要还是主观的感受，并非客观科学。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要用一些过于“硬销”的政治话语，才能有动员支持的效果，那基层民众的政治意识，究竟水平何在？

“茅草行动”20年感想

“茅草行动”20年感想

20年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的岁月。对于个人，20年前身处的位置，或许与今天打不相同。20年前的我，还是一个对于世事毫不理解的中学生。
也正是在20年前的今天，马来西亚历史上恶名昭彰的“茅草行动”掀开序幕：多名朝野政党人士、董教总领导人、社运人士被捕。三家报章被禁。
正如对513事件的诠释，官方对于“茅草行动”的诠释，基本上采取墨鱼政策，并把问题归结于种族关系紧张。然而，更多可靠的史料告诉我们，巫统当时内部的权力斗争，才是根本原因。
由马哈迪为首的A 队以及东姑拉沙里的B 队，在巫统党选的激烈竞争下，使巫统内部严重分裂。对于掌权的马哈迪，虽然在党选当中惊险，巩固本身地位，显然是当时的一大挑战。
因此，塑造一个马来民族的共同敌人，成了一个政治操作，一个可以用来团结巫统党内，让自身逃脱权力动摇危机的做法。
教育部委派不谙中文的教职员，到华小担任高职，引发华教界，甚至整个华社的不满。当时身为教育部长的安华，态度强硬，不愿妥协。在吉隆坡天后宫召开的由华基执政、反对党以及华教人士参与的大集会，成了巫统政客玩弄种族情绪的借口。
实际上，华人社会对于教育部不公平的举措，表达不满，到底威胁到马来人社会什么地方了？如果说马来社群，在独立初期担心着马来语地位的低落，或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多年过去，马来与已经落实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以及获得政府巨大资源的辅助，其发展不应会有问题。
如果真有问题，那问题肯定也是语言内部发展的问题，肯定与华印小学的存在无关。审视这段历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导致当时局势紧张责任确实在巫统，与其他政党团体个人都无关。
100多位被捕的人士，其实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国家对他们有所亏欠。目前国家机关没有为这些人士平反，显示同样腐朽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依然存在。
然而，“茅草行动”对于国家社会的祸害是巨大，并且是方方面面的。就已华社而言，在历经“茅草行动”后，当年维护华社权益的社会运动，已经渐渐的失去力量。
当年能够与华社站在一起的马华公会，今天在国阵内部的地位，也未见提升；“主仆关系” 的现实，还一再的显现。如果今天再度发生类似当年威胁华教的危机，可以想象，马华公会显然不会在采取当年的措施。
今天马华面对危机的方式，就是系统性的消解华社民间的战斗力，把一些可怜的协商成果，夸大成华社必须万分感激的“收获”；把真正基于民主人权原则的抗争，诋毁为玩弄政治的“反对党伎俩”，或是“少数人的观点”。
多年过去，协商政治的文化已经日益深厚，回避与腐朽权威碰撞的能力，已经日益“成熟”。这其实已经不仅是华基政党当下的运作模式，也是华社团体个人共同习惯的处事方式。
“茅草行动”20年，我非常有兴趣知道马华如何解读这段历史。执政党，包括华基政党，如果没有对“茅草行动”进行历史反省，恰恰展露其自我革新基本上还是无望的。对于那些形象清新，刚刚 入党的青年才俊，我们是否可以抱以更大的期许?还是他们会展现党性的世故？且让我们细心观察。
持平而论，协商政治这些年确实换来某些实质的成果，也不能否认某些政党领袖孜孜不倦的协商努力。然而，这些的代价，却是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在马来西亚上空徘徊的“茅草行动”幽灵。
令“茅草行动”得以实行的恶法《内部安全法令》依然存在。当今首相依然捍卫《内部安全法令》存在的必要性。保卫国家稳定安全的法律，固然有存在的必要。然而，这非得要以未经审讯扣留、架空司法功能的形式存在吗？这又非得要以令被扣留者毫无保障，甚至实际上要被警方暴力虐待的形式存在吗？我不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维护这等恶法的政客，始终还是以自身地位利益为超越一切的考量，不管这外面是用了多少文明以及宗教的包装粉饰。政客心里还是想着：或许有那么一天，《内安法令》可能还是维系权力的最后王牌。
不仅恶法结构仍然存在，种族主义的气焰，这几年也不断狂烧。只要种族政治结构依然，极端分子以牺牲国内少数民族权益方式上位的戏码，就必然不断重演。
马六甲养猪业浩劫，正是印证了：只要种族政治一天不死，周期性的灾难还是会降临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经文教各领域。
“茅草行动”的另一伤害，就是对于媒体的伤害，以及对于言论尺度的紧缩。“茅草行动”后的媒体发展，或许不能说全然怪罪于“茅草行动”。收购媒体的政党黑手以及垄断媒体的商人，才是最大的历史罪人。
现实是：今天主流媒体的言论尺度，已经大为紧缩。对于不公待遇的反击，往往要面对“触碰敏感问题”的危险。但为什么强势族群一再通过国家机关掠夺他族合法利益不是敏感，质疑这种做法的言论却是“敏感“呢？
20年过去，我们是否摆脱了“茅草行动”的阴影？答案看来是否定的，尤其是那种短视的政治运作，更可能强化种族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唯一可以乐观的，是年轻一代民主人权意识已经提升。这或许是未来变革的唯一契机。
“茅草行动”20年，本篇文字，献给为国家社会付出沉重代价的各位先辈，也同时献给为民主人权奋斗的新一代，包括邀请我写着篇纪念文字的朋友。

体制暴力尚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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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暴力尚未过去

高等法院最近裁决，由于警方暴力虐待前《内安法令》扣留者阿都马烈，因此政府必须对阿都马烈支付250万令吉的民事赔偿。
此项空前的判决，引起各方关注。部分人士认为，高庭法官拿督希山幕丁尤诺斯的判决，具有标杆意义，并可能是司法界对《内安法令》姿态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法官判决当中，提及阿都马烈在1998年因参与烈火莫熄运动被扣留后，被警方虐待：其中包括对他拳打脚踢、用硬物殴打下体、剥光衣服吹冷气并被浇灌冷水、被迫喝尿等等。
对于我国威权体制本质有所理解的人们，或许根本不应该对这类事情的发生，感到意外。然而，面对一个活生生、如此实质存在的个人，遭遇如此不人道对待，任何具有基本良知的人，都应该还是有所震撼与愤怒。
令人遗憾的是，环顾四周，我们似乎看到人民以及媒体，更多把焦点放在国家空人计划等等其他新闻。群众于我国体制酷刑的冷漠，本身就是令人心寒的。
这或许是有关方面多年来对于“群众教育”的“成功”。群众或许非常世故的认为，许多所谓的“人权”斗争，都是政治势力的角力。
任何涉及当中的人们，是自愿加入权力追逐的行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败者受到酷刑侍候，无需大惊小怪。
判断是非对错？群众对此好像没有兴趣，背后还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判断了又能如何？你改变得了吗？容我做出这样的结论：自认“改变不了”的心态，正是改变的最大障碍。
案件发生在1998年，将近九年过去了。警队暴力是否依然存在？看来人们难以从一般管道得知。但是，如果警队以及我国政治结构依然如故，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心照不宣。
此次法院的裁决，属于民事诉讼，赔偿额看似巨大；然而，动用酷刑毕竟是刑事罪责。法院裁决后，政府看来没有意思对涉案的警官，进行刑事起诉。
最新消息还指出，总检察署甚至还决定对阿都马烈案件，进行上诉。政府对于体制暴力的态度如何，可见一斑。在这种态度下，不难理解为何政府不愿履行承诺，设立独立警队调查委员会。
高等法院法官希山慕丁做出裁决，是在司法短片疑云笼罩的氛围下，不免令人们对于司法，重燃一线的希望。然而，必须清醒认清的是，个别法官的判决，并不能够代表整体司法的运作常态。
法律界对于希山慕丁法官向来有相当高的评价。但其他法官又如何？实际上，近年来，我国高庭也不乏一些先进的判例，但在进行上诉后却被推翻。
希山慕丁法官是否获得公平的擢升机会，或许也是整体评价我国当下司法制度时，需要探讨的重要面向。
阿都马烈案，实际上显露司法如果展现良好功能，它始终还是人民讨会公道的重要管道。这更凸显政府妥善处理司法短片疑云的重要性。

三山九九的文化动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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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九九的文化动员力

十月十四日，马六甲三保山上，穿上红衫的各方人民，参与了由甲华堂青年团主办的“三山九九”，重阳登高活动，场面浩大，这是三保山多年未见的难得场面。
此次活动的灵魂人物，正是甲华堂青年团团长柯新庆先生。他为活动致词时就提出要人们“局安思危”的观点，并重提80年代铲平三保山的历史；唯有让三保山更具生命力，任何“铲平三保山”的“邪念”，才不得重生。
“重阳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理所当然，原本并不蕴含所谓“捍卫文化遗产”的含义。早在战国时期，登高望远、饮菊花酒的风俗，就已经盛行。经过多年的文化积淀，“重阳节”的意义，当然更加的丰富。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重阳节原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然而，当被赋予本土特殊意义时，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节日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重阳登高，对马六甲居民而言，要登的山，当然是文化意味浓厚的三保山。而提到三保山，人们自然联想到80年代轰轰烈烈的三保山保卫战。
多年过去，三保山争议不再。然而，放在文化遗产维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角度来看，“铲平三保山”的背后动因，看来不曾消逝。
从首都郑木故居被拆除，再到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只能局部保留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政商利益凌驾文化历史考量的悲哀。
甲华堂青此次发动声势浩大的“三山九九”运动，不知是否是基于当下历史文化遗产被边缘化的趋势，而产生的忧患意识？
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的“忧患意识”，这当中看来还包括族群焦虑的成分。甲州日前的养猪业纷扰，正好显示种族政治下，为求上位政客，牺牲其它族群利益的政治运作。
这正好是马六甲州多年前历史的重新搬演。因此，在种族主义气焰高涨的当下，重燃对三保山“居安思危”的意识，非常自然。
当然，此次活动获得多个社团以及个人的支持，正如柯新庆所言，是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三保山，象征着对于文化以及历史的坚持”。
然而，把心中的坚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始终是一个距离。活动受到热烈响应显示着个距离已经被跨越。
传统华团，面对社会现代化的冲击、以及政党人士渗透的企图，急需突破困局，寻求出路。这次甲华堂青成功展现的“文化动员力”，令人振奋。
换个角度而言，各社团以及个人，“可被动员”的能力，也显示建构更大公共空间的巨大潜能。
这个潜能如何进一步的被发挥？或许才是当下的整个社会的考验。如果“文化动员力”能够成为激活地方活跃空间的推手，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的效果，肯定更为显著。
诚然，从历史文化的范畴，转向现实生活的面向，肯定面对更大的阻力。华团向来秉持的“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理念。然而，国家机关还是不时对民间非党派性的政治诉求，充满敌意。
此时，暂时的避重就轻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策略。唯有建构更为稳健的“文化动员力”，更强的群众参与性，民间自发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

《证人保护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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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保护法令》？

提到“证人保护”，我脑里浮现香港电影《杀破狼》的一幕。为了提控某位黑帮头子，一队的便衣警员驾车护送一位证人到法庭供整。
途中，黑帮人士驾车猛撞该车，警员证人血肉模糊，惨死当场。黑帮头子，由于证据不足，当庭获释，逍遥法外。
电影情节虽然总有夸张的成分。在现实生活中，作奸犯科人士会否诉诸非常手段，毁灭证据证人，要看你是否认为现实当中，是否人人皆圣人？还是险恶之心处处？
司法短片疑云，这几天又起风波。风波来自首相署部长拿督纳兹里声称我国目前已经存在一个《证人保护法令》，足以保护提供证据的人士。纳兹里的宣布，看来主要是应对人们对于司法疑云三人调查小组的抨击。
在开会首日，负责坚定短片真伪的三人小组主席丹斯里海达，就已经宣布三人小组并没有传召证人的权力。相应的，自愿向三人小组供证的证人，看来也不会享有任何形式的保障。
同样进行司法疑云调查的反贪污局，日前传召人民公正党领袖西化拉沙以及沈志勤。由于两人不愿公布提供短片这之身份，反贪污局限时七天，要他们提供上述资料，否则将在《反贪污法令》下被提控。
正如一些人的预测，有关当局看来更有意思对付告密者，而没有兴趣针对短片内容可能出现的司法偏差，做出调查。
部分政治人物已经放话：如果摄录短片的人士不愿出面，就证明短片很可能就是伪造的。
剧本下一幕：三人组看来会宣布由于录摄短篇的人士不愿出面，导致影片真实性，无法确证，遂宣告此事纷扰应该到一段落。
纳兹里关于《证人保护法令》的声明，看来是回应人民对于三人小组无法保护证人的指责。但是，刚刚宣布，反对党领袖马上作出调查，发现我国完全没有《证人保护法令》这条法律。
纳兹里澄清，《证人保护法令》，是他即将提呈内阁的建议，目前尚未是法律，但对于司法疑云风波的告密者，还是适用的。
如此，《证人保护法令》即使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也还是要通过起草、上下议院三读通过以及宪报公布等等程序。何况目前也并非国会开会期间，这个程序最少花上好几个月。
三人小组难道要等到法案通过，才结束调查？还是短片提供人，应该基于纳兹里的“宣布”，就先放心向三人小组供证，等待《证人保护法令》通过后，效力回溯来保护自己？
部长宣布并不代表法令一定就会通过。即使通过，也难确定何时通过。即使通过，它也未必会有“效力回溯”效果。即使通过，起内容是否真的可以真正的保障证人，同样是一个疑问。
我国的法律往往出现部长拥有一些基于“国家安全”，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难保《证人保护法令》不会包含这类条款。
《证人保护法令》，实际上确有存在的必要。但这不应该是面对司法疑云的措施。司法疑云关系重大，唯有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才是最直接、最妥善的处理方式，这是人民声嘶力竭，但似乎无人理睬的“真话”。

“正义之行”走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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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行”走得下去吗？

赶在律师公会举行千人律师游行之前，政府就针对近来备受关注的“司法疑云”，宣布成立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的唯一任务，是要调查并公布“司法疑云”风波当中有关著名律师电话商讨安排法官人选的录像，是否属实。
在“司法疑云”风波爆发以来，政府一贯的应对方式，就是质疑录像的真实性。各长官的发言，似乎也特意凸显公布短片者的“政治动机”，作为质疑录像真实性的依据。
此次风波主要是由上述录像引起，判断其真实性，当然至关重要。然而，政府调查录像真实性的方式，反而可能难以令相当部分的民众信服。
律师公会、反对党以及评论界都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设立，具有传召证人、保护证人的“皇家调查委员会”。
这与政府设立的三人调查委员会，相去甚远。三人调查委员会能够有什么资源权限，进行独立调查，值得怀疑。很可能，他们只能够对警方的调查报告进行审阅，提出意见，然后公布。
实际效果是，三人以自身的社会地位名誉，提升警方调查的可信度。一般群众对于相对技术性的司法独立课题，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关注。很多人甚至对于三人调查委员于“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分别理解不深。
因此，设立三人调查委员会，确实可以成功“回避”课题锋芒，暂时为课题降温，算是巧妙的政治布局。
其实，如果进行录摄短片的人士如果愿意出面供证，或者有关人士能够提供被删减的片断，录像片断的可信度肯定大为提高。然而，在三人调查小组无法保护证人的局限之下，有关人士会否贸然承担风险，令人怀疑。
举报者被“妥当处理”，涉案者逍遥法外，在人类历史当中永远不会罕见，在某些威权国家，还是当下常态。
如果有关当局，具有探讨录像真伪的基本诚意，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就是自然合理的做法。无法做到这点，就足以令人产生怀疑。
三人调查小组的成员，也再度加剧这个怀疑。“司法疑云”关系到法官任命，关系到行政干预司法，人们更是认为这是1988年司法危机制度破坏的后果。
然而，三人调查小组当中竟然有1988年司法危机当中扮演一定角色的人物，这对调查小组的公信力，可想而知。
已经有人认为，三人调查小组“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很可能会做出莫菱两可的结论。比如：“录像确实提出司法可能出现的弊端，但是在缺乏其他辅助证据下，尚未能做出确切结论”。
到时，轻舟已过万重山，人民对于课题的关注不再，甚至律师公会可能也已经面对内在的改变。
要避免如此悲哀局面，各方面有必要进行串联，持续施压；并确保三人调查委员会在一个月内提出报告。
“正义之行”要走下去，困难重重。然而不走下去，司法独立恐永远难以翻身。这是你我都付不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