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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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垃圾场

公务员大幅加薪，引发巫青团副长凯利与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经济顾问潘检伟之间的隔空对骂。

在政府宣布公务员大幅加薪后，潘检伟提出政府多年来允许公务员大军人数一再的剧幅增加。单单在2000年到2006年间，公务员人数就剧增23.5%。

政府也曾经非常直接的训令公共服务局吸纳失业大专生。在没有特别理由之下，公务员人数剧增，极可能是因为许多大专毕业生竞争力低落，无法在私人界立足。

公共服务收容这等低素质人力，形同“人力垃圾场”。政府前首相时期执行的私营化政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减轻公共服务的负担，并也曾经规划降低公务员人数。

大幅增加公务员人数的举措，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并且浪费国家资源，更凸显在种族主义政策下，国立大专教育病入膏肓的残酷现实。

潘检伟的观察深刻，所点出的问题，也正是国家在面临激烈国际竞争时，不得不面对处理的问题。

反之，凯利没有提出政府增加公务员人数的理由，没有理性回应公务员人数剧增所可能引发的课题，而只是抓住“人力垃圾场”的字眼大作文章。

凯利指责潘检伟言论涉嫌种族歧视，还侮辱公务员，要他向全国公务员道歉。 凯利和潘检伟同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此次正面交锋， 引人注目。

但比较两者，一者以国家发展资源规划为出发点，既关怀公共领域效率，又点出大专教育问题；但另一者却大玩文字游戏，对实质议题避实就虚，煽动种族情绪，两者优劣马上高下立判。

在百物腾涨的今天，公务员加薪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公务员薪金毕竟来自全体人民的各类税收，也就是老百姓的血汗金钱。公务员体系效率与资源规划是否合理？人民肯定有探讨质疑的权利。

人民税收被大幅运用于在学术人员聘任以及招生标准都不公正的国立大专体系；这些享尽国家资源的群体，毕业后还要接受人民税金喂养。这种“现实”，对于饱受生活压力的其他国民，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人力垃圾场”在我国出现，有其结构性的原因。而“人力垃圾场”，看来似乎不仅仅存在于民事服务领域，政治领域也有。我绝非特指任何人，但原则上，那些玩弄种族主义，还贼喊捉贼的人，实是政治上的“人力垃圾”。

政治主导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政治“人力垃圾”掌握政治资源，各领域必然也出现“垃圾化”的现象。比如，崭新的公共建筑纰漏连连，就是建筑领域“垃圾化”之症候。

公务员获得加薪，各界不忍泼冷水，只说些“希望效率提升”的门面话。首相业明确指出“加薪”无关“大选”。

的确，公务员加薪与否，真的不应成为选民在普选时的考量。真正应该成为考量的，是民事服务结构是否有所优化；以及更重要的，种族主义政客是否继续影响国家施政。

坦对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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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对513

柯嘉逊博士新作《513》刚刚进行推介，出版销售，就面对了一些问题。有位上议员，不知是否已经阅读该书，却急于呼吁国安部查禁该书。然而，至今为止，国安部尚未决定是否把有关书籍列为禁书。

上述上议员提出：由于《513》的历史陈诉，与官方版本有别，所以该禁。这样的理由，实际上非常的牵强。

各方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可能皆不全面，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罗生门”现象。所谓的“官方版本”同样不可能没有丝毫缺陷。反之，官方观点，由于有着对于现实政治权力的考量，实际上更可能未竟全面。

柯博士的新书，参考了阐述了有关513事件的英国解密文件。解密文件是当年观察者的纪录，历史价值极高。想对我国历史发展当中一个重要事件理解的人们，都应该参阅本书。

除了上议员的查禁呼吁，也有国家领导人提出，人们应该放下历史，展望未来。确实，过多的历史包袱，使人们难以开展未来。然而，放下历史包袱的前提，在于我们已经能够坦然的面对历史真相。

历史当中的人物，毕竟是血肉之躯，岂能无过？对于历史罪行的理解，虽无可避免涉及历史人物责任的问题，但更大的价值，乃是警惕现实。

对于涉及族群对立的历史，面对真相，更是愈合创伤的必要条件。实际上，除了官方版本，民间必然也流传对于513事件的历史。

513 事件毕竟并非过于久远的历史，身历其境的人们很多都还健在，也足以提供可信的历史资料。“官方版本”如果出现错误诠释，能提出质疑者，大有人在。

所谓的“官方版本”其实也是一个蛮模糊的概念。实际上，历史教科书始终回避513事件的事实陈述，要不就是含糊带过。“回避”与“含糊”实际上难以确立“官方版本”的公信力，反而令人怀疑有关方面，极可能有意图掩盖真相。

早前，国立大学推出“种族关系课程”，其博大教学指南当中有关513事件的诠释，就在各方争议声下被收回。博大教程提及513事件，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对于事件的诠释，是否符合历史真相？

“官方版本”对于513事件的其中一个重要定位，就是那是一个“华巫族群的暴力冲突”。如果历史资料显示根本不存在自发的民间冲突；这实际上可以解除族群间误以为存在的宿怨，对于民间华巫关系的现况，想必是更是有利。

然而，当513事件倘若不是民间自发的冲突时，罪责似乎就要落到某种可能当下依然存在的政治结构上了。对于实际的政治运作而言，这种追究实际上比让族群关系蒙上不白之冤，更加难以承受。
唯有坦对513，更为健康的国家政治以及族群关系，才可能出现。柯嘉逊的学术著作，并未引起国安部直接明确的查禁，算是好的开始。但这也应该是各方全面理解513事件的起点。对于种族政治依旧的马来西亚，正确理解513 或许才是防止危害社会安定之政治动作出现的重要步骤

公民行动惩罚种族主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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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动惩罚种族主义银行

原本，以一个自由市场的逻辑而言，马来亚银行以及马银行要自设指南，限制只与有土著股权的律师楼交往，那是他们自家的事。

在理想的情况下，银行执意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只要市场发挥力量惩罚，此等银行自然难以立足。

然而，引发此次争议的马来亚银行，却属于官联机构。此外，从独立至今，我国银行业发展遭受政府大肆干预，已面目全非。近几年，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国家主导银行合并的过程，使国内银行业出现寡头垄断的局面。

这当中是否纯粹是为了应对国际竞争，还是同时具有贯彻种族主义经济分配的隐议程？人们心照不宣。

基于政府的护航，消费者或者市场惩罚歧视性种族主义银行的做法，看来难以短期内奏效。政府干预以破拨乱反正，看来还是比较直接的做法。然而，要求种族威权政体，介入干预官联机构的种族主义政策，实际上充满吊诡。

对于为内阁介入，我比较倾向相信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的分析。林氏认为，此乃依约州议席补选，国阵流失华裔选票的效应，使政府不得不显露“开明”的形象。

然而，所谓的收回成命，不过是把明文规定剔除。实际上，落实歧视性政策，早已是各官联机构的一贯作风。马来亚银行还是可以，也极有可能以不明文的方式，继续贯彻种族歧视的政策。

另一涉及此争议的银行：大马银行，公然否认执行类似马来亚银行的措施。但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却揭露：实际上马银行确实发出公函，提出可能撤销没有土著合伙人律师楼的指定银行律师地位。

大马银行公然发表与自己发出之公函矛盾的说辞，事实上形同欺骗公众，公信荡然无存。这极可能显示，无论是马来亚银行，还是大马银行，目前的做法不过是尝试“避避风头”而已。

其中一位公开揭发马来亚银行偏差的马华领袖吴心一医生，今天呼吁各方停止讨论此一课题。然而，事情真的应该因为内阁的训令，就告一段落了吗？

华基政党显然希望，就成功争取内阁下令而邀功；因此，也显然希望争议的发展能够“见好就收”。马青没有采取“陈业夫模式”对待涉及的银行，也应当是深知争取努力的“局限性”，非常“务实”。

然而，争取的结果如果只是换来“门面功夫”，实在没有人应该沾沾自喜。反之，在某种所谓的“方程式”下，某些族群可以轻易的被某些“门面功夫”蒙蔽，这实际上更像是人民权利的一大倒退。

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问题绝对没有了结。公民社会是时候采取行动，以明确表达社会对于种族主义的不满。杯葛抗议虽未必有一时的成效，但却是社会动员以及意识提升的必要动作。

1987-2007

忘了上载的一篇旧稿

1987-2007


依约州议席补选落幕，国阵大胜。一般上，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评价：国阵的发展主意奏效，民主自由的诉求，始终难以在乡区民众心中，获得一席之地。
50年的国家独立，令人悲叹的，是国家的城乡悬殊，似乎不仅仅在于发展与财富，更在于现代社会基本的民主意识。
民主自由不是发达国家的奢侈享受。实际上，威权越横行，民主的角色就更加重要。威权社会是少数统治精英剥削大部分人民的社会。
被剥削的，绝不仅仅是那些站在最前线捍卫民主的人士。享受稳定生活的中产阶级，也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些多年来被忽略的社群，最需要民主发挥影响，让原本应该协助他们提升生活的公权力，真正发挥其善治的功能。
然而，长期被边缘化的族群，也最容易被威权一蝇头小利收买。所谓的巨额拨款，为了维持威权结构，不过是小小的成本而已。更何况，这个成本，也并非威权体制的私有财产，而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一场选战，同样令人悲叹的，还在于大家只能在“朦胧美学”中“欣赏”现实。是的，我们朦胧的知道，暴力事件发生了。但那似乎是双方阵营情绪失控所致，甚至还可以归结为某些政党参与选举时特有的现象。
朦胧的印象很多，评价语言也很多，但事实的细节，似乎没有人去发掘。又或者即使发掘了，也不会有公告天下，让社会议论的空间？
或许，选战最有意义的部分，乃是再次让人们回到20年前的历史，来一次历史的从新回顾解读。1987年华社的风雨飘摇，对于华社已经如此遥远。
20年来，我们是否已经告别危机？这样的历史重温，应该至少引发如此的思考。还是我们的危机，已经以“更好的包装”出现？站在抗争线上的人们，是否也应该检讨为什么，晚近的一些危机，似乎关注支持的人们，越来越少？
有人说，1987年的风波，不过是个人极端主义的结果。这或许只是选战的策略语言，不具任何的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此议题能够引起华社的历史辩论，或许我们更好的警惕现实。
1987年茅草行动的受害者当中，至少林吉祥，以及在华教界德高望重的沈慕羽老先生，已经做出简单的评述。令人期待的，是更深入的分析，更多当事人站出来发掘这段历史究竟有还有什么，可以为当今局势提供宝贵教训的？
1987-2007，20年，政坛人士起落几许，不变的是种族威权政治、不变的是可以在非常时刻派上用场的法律结构。
变的倒是当年所谓的“极端分子”。“变” 原本并不必然具有贬义。很多改变，其实展现的是承担的勇气，以及求新的智慧。只有不思长进、以己度人的人，才会肤浅的人为“变” 就只可能是虚伪。

依约华人选票取向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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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约华人选票取向的省思

依约州议席补选以国阵大胜告终。原本，补选的热潮应该会渐渐消散。然而，首相阿都拉分析补选成绩，发现依约区华裔选民转向，指示马华民政“探讨原因”。

在国阵的架构下，各种族政党负责争取不同族群的选票，是既有的游戏规则。首相把“探讨原因”的责任，交付马华民政，并不稀奇。

这项新闻获得中文媒体的大幅报道，引发一定的议论。从客观效果而言，媒体的大幅报道，可算是放大了依约州选民所传达的讯息。

国家领导人参政多年，并不是政坛新兵，对于依约华裔选民的转向，应该不至于无法分析当中原因。因此，无怪乎有人认为“探讨原因”的指示，是明知故问，似乎隐含着责怪的意味。

有人提出，马华民政这次，可谓被逼“吃死猫”。马华领袖的发言，其实极为“委婉”的企图撇清责任。实际上，这种“委婉”做法虽然是现有政治结构下的常态，但未必符合华社利益。

如果能更明确提出华社在各领域的不满，依约华裔选民的讯息还真的可能带来实际良性的转变。不论心态为何，至少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是“探讨原因”。提出实际原因，不过是诚意直接的“说真话”，何错之有？

然而，一种似乎有点“小人之心”的说法是：在当下状况下，以依约华裔选民转向为起点，明确提出华社不满，似乎并不符合马华本身的利益。

马华在争取选票时，都是以“壮大华裔在朝声音”的说法为依据。如果依约华裔选民转向反而使马华的声音更嘹亮，就无异于自打嘴巴了。

实际上，过分的把选票数目，与华基政党在国阵政府内的谈判筹码挂钩是危险的。威权结构的惯性做法是：选票的增加时未必释放更多的权益，但选票减少时却可能削减权益。参与这等游戏规则，长远而言，必然使少数民族的权益日益式微。

无可否认，任何国家少数民族的权益（以及多数人民）要获得保障，首先要铲除的障碍就是种族主义的政治与统治结构，而这却是一个艰巨且长远的过程。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各族人民，包括华裔以选票壮大多元种族政治力量，是我国政治历史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种族主义依旧横行的年代，代表少数民族，以族群为本位的政党（包括反对党），依然有存在的需要。但此类政党不止要“争一时”，也应该“争千秋”；在扮演当下功能时，也应时而警惕不会论为政治历史发展的绊脚石。

如何平衡“当下”与“未来”，确实是国内许多政党的一大难题。政治领域或许应该学习环保运动中，“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在不牺牲后代发展资源的情况下，进行当下合理的发展”

从华基政党的角度而言，积极壮大选票之外的谈判筹码（如：社团支持、国际网络、商业力量、历史道统等等），或许才是在政治领域追求“持续性发展”的合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