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抗拒极端主义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勇敢抗拒极端主义

极端政客炒作种族议题，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下，应该可说是周期性的现象，不足为奇。最近的一次，之所以引起波澜万千，乃是一些因素的聚合。

首先，始作俑者是留学西方著名高校的青年才俊，人们自然希望西方教育必定足以塑造相对开明的人格。纵使之前以在其族社会争议不断；但在华社眼中，那只是友族社会政争之下的涟漪，华社没有必要，也无须涉及。实际上，华社议论始终回避就此政治新星评论。

也正因为华社议论的相对克制，当政治新星并未投桃报李，反而将矛头指向华社时，才引起极度的不安不满。当然，华社近几年对政治的清明，确实存在不切实际的希望。当希望渐渐落空时，必然也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

马来西亚独立将近50年，华族也是国家的一份子；向执政当局提出诉求，那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把此类行为形容为友族必须防止的洪水猛兽，显露的是狭隘的种族本位，及存有敌视及否定华族在大马地位之意图。

当然，人们都看得出，出位言论背后其实有其个人的动机。当涉及个人的争议日渐扩大，当牢牢掌控权力成为形势的必须时，制造假象敌人，转移众人视线，根本上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心态的展现。

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似乎看到华社接连不断的口诛笔伐。然而，在巫英文话语舆论当中，并未有任何太大的回响。不当行为面对制裁了吗？没有。反之，当事人还可以顾左右而言其他，敷衍式的澄清。

事件发生之初，人们情理上应该给予当事人疑点的利益。但是事后的诚意欠奉，展露的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恶意。于兹，“解铃还须系铃人”成了近乎不切实际的希望。因为，有人开始要求“解铃”的动作（如果须要），都必须经过特定“管道”解决，很有可能是在某扇关起的门后。

门后发生了什么？一如往即，群众只有猜测的份。但步出门外的各族领袖，将再度表演各自表述的戏码。只是这次，弱势族群领袖如何得体的演出，难度大到令人同情。华社没有冷眼旁观的奢侈，更不可能幸灾乐祸，因为华基政党的弱势臣服，同时也意味着华社整体的悲哀。

这几年，种族宗教课题也发生了好几单。归纳而言，某些领袖每次都能晓以大义，要求人们“体谅”友族领袖的“处境”。友族领袖须要面对一些种族主义的群众，在面对课题时肯定须要种族主义式的表演。只要不损及实质的利益，我们对于那些闹剧，皆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来到今天的局面，这套应对模式，是否有调整的必要?值得思考。

至于友族领导人方面，如果不认可种族极端主义，那又为何姑息纵容其滋长蔓延？如果真的是开明中庸，为何又可以允许整个社会朝向更为封闭保守的路向前进？让极端份子每次得逞，只有养虎为患，制造更多跃跃欲式的机会份子，这又如何长远的带来种族的和谐，国家的安定？

此次争议唯一令人满意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结局），就是当事人公开道歉。唯有这样，政府朝向开明政治的决心才能展现，各族分享政权的模式才有实质延续的可能。当事人若是敢做敢当的真汉子，就应该理解为了家国的宏观利益，牺牲个人确实才是最优雅的抉择。

为1998年司法危机翻案？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为1998年司法危机翻案？

正当前首相与现任首相争执炽热之时，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律师在8月15日发表文告，呼吁政府正式调查检讨1988年司法危机。杨律师毫无避忌的指出，此时此刻提出是项要求，乃是因为目前的政治议论，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前首相在位20多年来的一些事件。

当然，除了1999年开除其副手安华，引发烈火莫息运动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要算1988年的司法危机了。80年代末是马来西亚，尤其是巫统政治的多事之秋。当年巫统党选出现主席马哈迪被东姑拉沙里挑战的事件。马哈迪过后虽然微差险胜，但却出现非法区会的法庭诉讼。

11名巫统党员在党选后向法庭提出告诉，指出当时参与巫统党大会的其中4个区会的30个支部，是在未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的情况下成立的。这抵触了《1966年社团法令》第12条款。诉方冀望法庭宣判巫统大会选举成绩无效，在不影响其他合法区会选举成绩的情况下，重新举行大会选举。这势必对微差胜选的马哈迪，构成重大的挑战

当时高庭虽认同巫统当时触犯《1966年社团法令》，但却选择宣判巫统整体性的非法。诉方遂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作为一个对国家影响重大的案件，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阿巴斯，准备进行史无前例的最高法院九司会审。但在着手处理此上诉案之时，敦沙烈就被指指控“行为不检”，面对被冻结职权的命运，并接受特别法庭的调查。

由于特别法庭的成员包括当时的西马大法官阿都哈密，被指出现利益冲突，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因为如果特别法庭宣判针对敦沙烈的指控属实，最高元首革除敦沙烈的职位后，阿都哈密就顺理成章能接替敦沙烈的院长职位。基于特别法庭的合法性成疑，敦沙烈向高庭申请禁制令，禁止特别法庭向最高元首提呈报告，直到特别法庭的地位被鉴定过后。

高庭驳回敦沙烈的申请，敦沙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5名资深法官进行特别聆审，允准敦沙烈的申请。然而，这5名法官过后却被最高元首经首相建议下被冻结职权，而禁制令也因此无效。特别法庭得以向最高元首建议革除敦沙烈的职位，敦沙烈最后被正式革职。

事隔多年，许多人或许早已淡忘这么一其事件。杨映波律师身为大马律师公会的主席，对于1988年司法危机，肯定有较为深刻的感受。实际上，杨律师提出，1988年司法危机是国家历史耻辱的一页，是行政部门攻击司法的病态展现。在1988年司法危机中，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的原则，被当作废物般摒弃。而1988年司法危机的伤口，依旧没有愈合，因为1988年后的司法，已经不是之前的司法了。

近几年，各方皆提出改革国家的诉求，有的甚至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建构而成。然而，没有一个比杨映波律师的建议：重新调查检讨1988年司法危机，更为关键，更为实质。检视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1988年司法危机对国家体制的伤害是如此之大。对于历史的正视检讨，是重新修复国家体制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可能影响某些建国元勋的历史功过。但国家体制的修复，远比个人的声誉更重要千万倍。更何况，功过判断原本就应该客观理性，以达到警惕现实的功效。

然而，实行杨映波律师的建议，看来还真的是困难重重。首先，传统社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文化在保守的亚洲政权依旧颇有影响力。其次，法治意识低落的大马人民，对于司法危机的感受并不深刻。这使当权者没有在这方面作出改革的群众压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权者可能还会认为司法独立会妨害自身政权的稳定；并希望保留在关键时刻干预司法的能力以自保。司法改革并不会触及当今种族政权的执政基础，也不可能成为有心人炒作的议题。马来谚语有一句：“想要，可有千种理由；不想要，也可以有千种借口”。当政者对改革的诚意多深？我们可从它如何回应杨映波律师的建议，心中有数。

建立政治动荡的防疫体系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此篇文章遭《南洋》大幅删改，不成形状，此为原貌：

建立政治动荡的防疫体系

那天深夜收到朋友的一则电话短讯，指出近来国内政治斗争越演越烈，局势似乎到了失控的边缘。朋友担心国家经济能否承担在一次政治动荡的冲击。是的，近来媒体已经自我克制不去着重于政治斗争的报导，转而把焦点放在如治安等社会议题。

然而，媒体还是难以不对政治斗争各方的言论进行报导，因为各方交锋过招的言论举动实在过于显著。当言论交锋越加犀利，情节更趋戏剧化时，朋友的担心委实不无根据。

朋友当然是站在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看待政治斗争的破坏性。无疑，对于任何社会，社会稳定的丧失，必然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然而，有趣的是，往往强调能够确保国家和谐稳定的力量，可能本身就是动荡的根源。

自人类社会出现社会分工，产生统治阶级以来，权力，自古至今，都是人们追逐的对象。这种追逐结果惨烈，不在话下。即使在相对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人类始终还不能妥善的处理权力斗争的问题。

在第三世界国家，权力斗争还可能以制造动荡为其手段，动摇其斗争对象。印尼社会曾经发生的周期性排华暴行便是一例。基本上，许多国家的种族课题，都是腐朽政治斗争下的产物。这种恶性结构根深蒂固，以致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政客不惜典当国家安定，泡制种族论述以自肥。

最近槟州再度出现首席部长职轮任的言论。发言者自称建议即不敏感，也毫无种族意味。但事实如何，明眼人实在不难看穿。这本已经是个多事之秋，这项课题是否会加剧国内的紧张气氛，不得而知。肯定的是，即使课题得以舒缓，往后日子同样课题还是会一再涌现，只要种族政治的幽灵依然徘徊不去。

此时此刻，我们难以断定国家是否已经过了政治动荡的临界点。如果是，我们只能冀望这次的动荡得以不必过于伤害国家发展。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激烈无比，国家内耗的代价，可能要好几代人来承受复原的重责。当然，对于竞逐权力的野心家而言，我们不必奢望他们会因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自我收敛。

如果真的浩劫难逃，其解决方式似乎也有历史轨迹可寻。强大的镇压势力稳下局面，国家社会在此从新启航。吊诡的是，对于深受伤害的平民百姓而言，强势势力反而构成了一种解脱。于兹，民主意识再次倒退，沦为少数人士苦苦坚持而“不切实际”的理想。

防止政治动荡须要人心的善良，从动荡中康复亦如是。这种善良在历史上确实并不欠缺。然而，对比野心家所带来的破坏，这种善良基本上还是相当无助的。而这种「动荡－强权」的循环模式是否又是必然的宿命？

其实，我们原本就处在普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的理性化确实可以带来稳健、民主、自由、公正、包容的社会实况。西方国家当然不是白璧无瑕。但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而言，常常被政治动荡困扰的后进国家就还有许多须要学习之处。

某些后进国家的问题在于其国家内部并不如欧洲民族国家般，基本上属于单元种族的社会。多元社会其实可以是社会发展的优势，但在种族政客的操弄下，构成阻碍群众理性化的一大障碍。进几年来国际间宗教文明的冲突，更使某些方面大力丑化西方社会，这更加深理性化过程的困境。

国家稳定，可以是动荡制造者的要胁借口，借以换取群众无限的授权。但正是此类人物势力，才是国家周期性动荡的真正根源。建立政治动荡的防疫系统，靠的不是更多的政治监控，而是群众的理性化。在马来西亚的具体现实之下，无论是执政还是反对党，如果行事不已理性包容为基本前提，一再诉诸种族宗教，甚至表演激烈行为，这些皆是国家稳定的绊脚石。

冷感逃离边缘化

我在《南洋》的新作，请指教:

冷感逃离边缘化

经一位友人邀约，加入一群青年在咖啡座的非正式讨论。友人有意举办一些讲座，邀请一班青年提供意见。基于这是一群创业青年，青年们对于讲座应该谈论的经济课题，都有足够的切身经历，提出当下大马创业须要的知识资源。

马来西亚华青究竟有多少百分比，勇敢创业？没有正式的统计，但是正如一般社会，看来就业的还会是多数。时代的先锋也往往是勇敢的少数。

过去20年来经济形态的转变，加上科技的一日千里，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再加上知识经济创业成功的例子，国外屡见，增强了当下青年以创意创业的信心。

新经济是以网络科技，及知识为导向的经济。在此基础上，它也是跨越国界的经济模式。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下，重新强调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势必对华族经济，造成冲击。华青积极拓展知识经济，在国内经济氛围及发展之下，显然是明智之举。

但是，当谈及讲座内容的人文时事面向时，有青年指出此类课题，不应被强调。他提出的理由是，谈论许多课题，只能引起不满情绪，在某些种族政党的绝对强势之下，根本不能带来实际行动。友人当然对此不表认同，进行辩驳。

创业青年选择回避触碰政治课题，可以是个人现象。但是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政治冷感确实是国内青年的普遍现象。我特别提出创业青年的例子，乃是基于一些关键的不同。

原来创业青年刚好与一群受邀青年，在前一天会见了某华裔高官，闭门讨论当下时局。通常此类邀约，用意除了采纳青年的意见，应该是属于政党吸纳新血的活动之一。

创业青年提出回避人文时事探讨的理由时，字里行间显露其依据来自高官的分析。据说，高官分析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种族政党形态的变迁，及华裔妥当的应对方略。

我并没有出席现场聆听高官的发言。因此，纵使创业青年“逃离政治”的心态令人难以认同，纵使创业青年的心态似乎来自高官的分析，倘若就此断定高官鼓吹青年回避政治，似乎有欠公允。

然而，这个例子显露了所谓的政治冷感，并非只是局限于一些吃喝玩乐，只注重物质享受或是娱乐八卦的一代。即使积极接触政党的青年，都可能不自觉掉入政治冷感的泥沼中，而不自知。

政治当然都是任何政党的核心。政党不可能刻意鼓吹政治冷感。但某些贬低常纳规民主政治，否定体制议会，接种族政治的宣示，最后难免不会等同于鼓吹“回避政治”的心态。政党吸纳“回避政治”冷感青年，最终当然是掉入与政治越行越远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我强调，政党并不可能自觉鼓吹政治冷感，但是其作业模式有时是可以给人背道而驰的印象。正如在率领华团会见首相讨论第9大马计划的事件，华基政党强调这次会谈只专注于经济层面的探讨，就是一例。

第9大马计划是全面的国家计划，并非只是经济的发展计划而已。见首相只谈经济，不谈其他，这与上述创业青年回避政治探讨的心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这当中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华基政党选择锁定经济探讨，可能是策略的考量。先谈较少争议的经济层面，争取任何可以获取的利益。至于较有争议的政治，来日方长，可以再议。

只是，华基政党与华团自称先谈经济，并不代表另一方也必须锁定经济。当另一方以经济利诱，威迫政治退让时，赴会华团政党如何自处？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应对？都是颇堪玩味之事。

媒体管制，谁真正被考验?

被《南洋商报》拒绝刊登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媒体管制，谁真正被考验？

近来国内媒体每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对主流媒体操生杀大权的内政部正副部长都已经对媒体报导做出警告。新闻部更是下重话，在不点名指责两家报章时，特别提出“513事件”及“茅草行动”作为警惕。

这一波的放话，其实与近来国内政治，尤其是巫族政治的发展相关。前首相敦马多个月来，越演越烈的政治冲击，威胁了当朝执政政治人物的地位。缩紧媒体似乎是应对政治挑战的手段。

这两年来，网络媒体发展迅速，除了是国内网际网络文化的渐渐流行，主要还是因为主流媒体在管制下难以发挥。这导致网络媒体往往得以报导较为实质的新闻、较为能够触碰议题核心的评论。

国内两家著名的中文网络媒体，最近才进行启航一周年纪念。这一年来，网络媒体不仅丰富了国内中文媒体生态，同时也连带带动主流媒体，在各方面有所改变。这种良性互动，虽然不是来自刻意的合作，但对于大马中文媒体，及阅听人却必然是利大于弊的。

然而，此一波的媒体管制，看来首当其冲的将是网络媒体。首先对网络媒体放话的，正是国内安全副部长拿督胡亚乔。报导原本指出副部长，在接获主流媒体投诉网络媒体过于自由后，该部有意修改《1984出版及印刷法令》，以管制网络媒体。

副部长澄清该部并无此意，并指出《1984年出版及印刷法令》目前只是被“检讨”而未必修改。其实，“检讨”该项法令确实是公民社会多年的倡议。但“检讨”后的结果可以是：第一，不修改；第二，修改。如果不修改，显示政府执意认为这个普遍被认为打压新闻自由的法令，依旧还存在价值。这显然与群众意愿背道而驰。

第二个选项则是还有三个可能：第一，修改法令，使其更为严苛；第二，修改枝枝节节，提升法令执行的效率；第三，修改法令，剔除伤害新闻自由的部分。目前的“检讨”不知朝着哪个方向，令人玩味。

根据最新的网上消息，登嘉楼警方已经开始对一家网络媒体进行调查。调查主要专注该网在报导前首相敦马哈迪在登嘉楼遇袭事件时，出现资料错误的事件。

据报导，警方是援引刑事诽谤调查此事。一般上，对付平面媒体最有效的，是《1984年出版及印刷法令》。法令赋予内安部长不可在法庭上挑战的决对权力，批准、更新及撤消出版准证。其次，才是《煽动法令》。此次事件，两大利器都派不上用场，这或许是为何某些方面开始思考如何加强管制网络媒体机制的原因。

其实，如果网络媒体言论涉及煽动，《煽动法令》依然有用武之地。但是，此次报导失准，在怎么创意的论证联结，都难以说是具有“煽动性”。极可能因此，检调单位改以其他法律调查网站。

资料性误失，有时真的难以避免。只要不是恶意造谣，有关当局并无采取行动的基础。如果执意对付网络媒体，只能给人借机发难，恶意打压的意味而已。对于打压媒体的政权，历史证明，其自身肯定具有太多不可告人的败行劣迹。群众应做的，就是对于粉饰性的宣传，一概不必当真，一有机会就唾弃此类政权。

在长官大人的连声放话之后，国内媒体显然面对巨大的压力。这确实是巨大的考验。但谁才是真正被考验的呢？对于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是否以打压媒体巩固自身权势，考验的是那些人物的人格，也考验某些廉政的宣告、亲民的表示，究竟是真心诚意，还是空话一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