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政治动荡的防疫体系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此篇文章遭《南洋》大幅删改，不成形状，此为原貌：

建立政治动荡的防疫体系

那天深夜收到朋友的一则电话短讯，指出近来国内政治斗争越演越烈，局势似乎到了失控的边缘。朋友担心国家经济能否承担在一次政治动荡的冲击。是的，近来媒体已经自我克制不去着重于政治斗争的报导，转而把焦点放在如治安等社会议题。

然而，媒体还是难以不对政治斗争各方的言论进行报导，因为各方交锋过招的言论举动实在过于显著。当言论交锋越加犀利，情节更趋戏剧化时，朋友的担心委实不无根据。

朋友当然是站在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看待政治斗争的破坏性。无疑，对于任何社会，社会稳定的丧失，必然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然而，有趣的是，往往强调能够确保国家和谐稳定的力量，可能本身就是动荡的根源。

自人类社会出现社会分工，产生统治阶级以来，权力，自古至今，都是人们追逐的对象。这种追逐结果惨烈，不在话下。即使在相对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人类始终还不能妥善的处理权力斗争的问题。

在第三世界国家，权力斗争还可能以制造动荡为其手段，动摇其斗争对象。印尼社会曾经发生的周期性排华暴行便是一例。基本上，许多国家的种族课题，都是腐朽政治斗争下的产物。这种恶性结构根深蒂固，以致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政客不惜典当国家安定，泡制种族论述以自肥。

最近槟州再度出现首席部长职轮任的言论。发言者自称建议即不敏感，也毫无种族意味。但事实如何，明眼人实在不难看穿。这本已经是个多事之秋，这项课题是否会加剧国内的紧张气氛，不得而知。肯定的是，即使课题得以舒缓，往后日子同样课题还是会一再涌现，只要种族政治的幽灵依然徘徊不去。

此时此刻，我们难以断定国家是否已经过了政治动荡的临界点。如果是，我们只能冀望这次的动荡得以不必过于伤害国家发展。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激烈无比，国家内耗的代价，可能要好几代人来承受复原的重责。当然，对于竞逐权力的野心家而言，我们不必奢望他们会因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自我收敛。

如果真的浩劫难逃，其解决方式似乎也有历史轨迹可寻。强大的镇压势力稳下局面，国家社会在此从新启航。吊诡的是，对于深受伤害的平民百姓而言，强势势力反而构成了一种解脱。于兹，民主意识再次倒退，沦为少数人士苦苦坚持而“不切实际”的理想。

防止政治动荡须要人心的善良，从动荡中康复亦如是。这种善良在历史上确实并不欠缺。然而，对比野心家所带来的破坏，这种善良基本上还是相当无助的。而这种「动荡－强权」的循环模式是否又是必然的宿命？

其实，我们原本就处在普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的理性化确实可以带来稳健、民主、自由、公正、包容的社会实况。西方国家当然不是白璧无瑕。但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而言，常常被政治动荡困扰的后进国家就还有许多须要学习之处。

某些后进国家的问题在于其国家内部并不如欧洲民族国家般，基本上属于单元种族的社会。多元社会其实可以是社会发展的优势，但在种族政客的操弄下，构成阻碍群众理性化的一大障碍。进几年来国际间宗教文明的冲突，更使某些方面大力丑化西方社会，这更加深理性化过程的困境。

国家稳定，可以是动荡制造者的要胁借口，借以换取群众无限的授权。但正是此类人物势力，才是国家周期性动荡的真正根源。建立政治动荡的防疫系统，靠的不是更多的政治监控，而是群众的理性化。在马来西亚的具体现实之下，无论是执政还是反对党，如果行事不已理性包容为基本前提，一再诉诸种族宗教，甚至表演激烈行为，这些皆是国家稳定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