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98年司法危机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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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98年司法危机翻案？

正当前首相与现任首相争执炽热之时，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律师在8月15日发表文告，呼吁政府正式调查检讨1988年司法危机。杨律师毫无避忌的指出，此时此刻提出是项要求，乃是因为目前的政治议论，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前首相在位20多年来的一些事件。

当然，除了1999年开除其副手安华，引发烈火莫息运动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要算1988年的司法危机了。80年代末是马来西亚，尤其是巫统政治的多事之秋。当年巫统党选出现主席马哈迪被东姑拉沙里挑战的事件。马哈迪过后虽然微差险胜，但却出现非法区会的法庭诉讼。

11名巫统党员在党选后向法庭提出告诉，指出当时参与巫统党大会的其中4个区会的30个支部，是在未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的情况下成立的。这抵触了《1966年社团法令》第12条款。诉方冀望法庭宣判巫统大会选举成绩无效，在不影响其他合法区会选举成绩的情况下，重新举行大会选举。这势必对微差胜选的马哈迪，构成重大的挑战

当时高庭虽认同巫统当时触犯《1966年社团法令》，但却选择宣判巫统整体性的非法。诉方遂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作为一个对国家影响重大的案件，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阿巴斯，准备进行史无前例的最高法院九司会审。但在着手处理此上诉案之时，敦沙烈就被指指控“行为不检”，面对被冻结职权的命运，并接受特别法庭的调查。

由于特别法庭的成员包括当时的西马大法官阿都哈密，被指出现利益冲突，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因为如果特别法庭宣判针对敦沙烈的指控属实，最高元首革除敦沙烈的职位后，阿都哈密就顺理成章能接替敦沙烈的院长职位。基于特别法庭的合法性成疑，敦沙烈向高庭申请禁制令，禁止特别法庭向最高元首提呈报告，直到特别法庭的地位被鉴定过后。

高庭驳回敦沙烈的申请，敦沙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5名资深法官进行特别聆审，允准敦沙烈的申请。然而，这5名法官过后却被最高元首经首相建议下被冻结职权，而禁制令也因此无效。特别法庭得以向最高元首建议革除敦沙烈的职位，敦沙烈最后被正式革职。

事隔多年，许多人或许早已淡忘这么一其事件。杨映波律师身为大马律师公会的主席，对于1988年司法危机，肯定有较为深刻的感受。实际上，杨律师提出，1988年司法危机是国家历史耻辱的一页，是行政部门攻击司法的病态展现。在1988年司法危机中，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的原则，被当作废物般摒弃。而1988年司法危机的伤口，依旧没有愈合，因为1988年后的司法，已经不是之前的司法了。

近几年，各方皆提出改革国家的诉求，有的甚至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建构而成。然而，没有一个比杨映波律师的建议：重新调查检讨1988年司法危机，更为关键，更为实质。检视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1988年司法危机对国家体制的伤害是如此之大。对于历史的正视检讨，是重新修复国家体制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可能影响某些建国元勋的历史功过。但国家体制的修复，远比个人的声誉更重要千万倍。更何况，功过判断原本就应该客观理性，以达到警惕现实的功效。

然而，实行杨映波律师的建议，看来还真的是困难重重。首先，传统社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文化在保守的亚洲政权依旧颇有影响力。其次，法治意识低落的大马人民，对于司法危机的感受并不深刻。这使当权者没有在这方面作出改革的群众压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权者可能还会认为司法独立会妨害自身政权的稳定；并希望保留在关键时刻干预司法的能力以自保。司法改革并不会触及当今种族政权的执政基础，也不可能成为有心人炒作的议题。马来谚语有一句：“想要，可有千种理由；不想要，也可以有千种借口”。当政者对改革的诚意多深？我们可从它如何回应杨映波律师的建议，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