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改组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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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改组又如何？

一般民众与传媒，对于首相阿都拉的内阁改组，这些日子以来，都满心期待。我们常常看到的画面，是传媒记者追问内阁改组何时进行，如何进行。当然，提问者无非想在任何正式宣布之前，出其不意的套出首相的心思。

首相多次阐明对于内阁改组，尚无灵感。但是，除了媒体基于对“内阁改组”新闻价值的追问，首相似乎也应该理解为何群众对此课题，如此关心。老练的传媒人，或是政治评论言，往往把内阁改组，分析成政治势力洗牌的展现。

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的反映。但除了基于观赏政治皮影戏的心态之外，人民在首相阿都拉一上台，就期待内阁改组的大动作，正是基于对于首相的殷切盼望。

人们常说首相上台之时，民众对首相的“良好感觉”(feel good factor)，非常强烈。这也造就了国阵在上届大选的辉煌胜利。

之所以有“良好感觉”，很可能是人民对于上任首相的所做所为，已经难以容忍；因而期待新政能注入新的气息。再加上过后政治宣传的动人口号，更加激起人民对于美好未来的期望。

虽然媒体或是评论界常常提出首相会以改组内阁，为革新的重大步骤之一。但是，内阁的重大改组，是否就意味着政治的改革？

从国家体制的角度而言，内阁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也使到个别行政部门的权力日益膨胀。内阁部长人选，对于家国未来必定影响重大。

历史上，许多的政治改革，都是首先落实于政治职位的任命，再由团队成员的在不同领域的改革，落实整体的社会改革。虽说政治改革须要改革团队，但是即使是重大的人事变迁，也未必体现政治改革，因为这端看新团队是否是换汤不换药。

有鉴于此，对于首相此次内阁改组不满，认为改组幅度过小的朋友，应该理解内阁改组，不能为了“大改”而“大改”。关键还要看执政集团有没有所谓具改革意愿的替代性人选。

这次内阁小改组，一般的议论是到底应该让掌控部门的资深部长留任，还是多加注入年轻的新血。资深部长对于部门事务的掌握及运作，有助于部门日常事务的顺利操作，但对于创新思维的提出，恐怕就较为逊色。

但是人民对某些资深部长的去留如此关注，主要还是在于某些部长过去掌权的记录。对于争议性课题的责任，人们不坚持刑事检控也罢，还要让这些部长继续留任，就完全背离赏罚分明的基本原则。

人们冀望为内阁注入新血，但这是否就真能解决问题？如果换上的新血，还同样是现有政治格局的产物，我们也同样难以期望这会带来什么实质改变。某些年轻领袖，虽留学英伦，但却可以是种族极端主义分子，我们要这样的人物入阁吗？

或许有人对内阁改组失望。但这只能说是过去过于一厢情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内阁改组成为的强化既有政治文化及架构的动作时，人民确实应该从“贤人治理”的迷梦中清醒。

首相说要设立委员会监督部长行为。由于这个委员会的细节还未敲定，我们也无从具体评论。但是除非委员会具有强大的调查权限，及高度的独立性，我们实在不应再次对此满怀希望。

其实，倘若监督部长的意愿是真诚的，在设立监督委员会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强化立国宪法中即有的监督机制：国会应该被给予更大的制衡空间；司法应更积极履行审查行政的职能。倘若监督部长的意愿是真诚的，传媒自由化也应该是最高领导人当下的首要议程。

加速落实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

我在南洋最新的稿件，请指教：

加速落实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

首相阿都拉上台以来，最令人激赏的举动，就是设立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而独立警察调查委员会的最大成果就是独立警察委员会报告书；独立警察委员会报告书列举125条建议，最重大的就是设立一个常设的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

按层层迭进的逻辑，反向推演，如果这个所谓的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迟迟未能设立，展露的恐怕是开明新政执行力的缺陷。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任何的制度建设，都须要慎密的规划，因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事。

然而，对于一个在马来西亚政府体制下，相对新颖的概念，增强监督机制，肯定面对一定的反弹。也正是如此，执行改革建议，就须要相对的果敢，以及懂得运用打铁乘热的智慧。

建立独立投诉委员会的最佳时机，是在报告书刚刚出炉的时候。有关落实的草案，在独立警队报告书中已经清楚列明。只要将有关文件，转化为国会提案，三读通过，就已经足以成为一条可以确实执行的法律。

独立警队调查委员会包括多名法律界人士，主席更是前联邦法院院长。因此在起草法律提案时，如果不会比总监察署更为细密周详，素质也不至于过于令人难以接受。

当然，这个时机已经错过。要不然过后所发生的中国女子指控警队滥权、裸蹲录象案件等等，将是独立投诉委员会大展身手的时机，也可以重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优化执行的机制，并树立威信。

即使从执政集团自私的考虑而言，由作为新政产物的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处理警队滥权的行为，也总好过让反对党议员有炒作的机会。

如今，轻舟已过万重山，良机已逝。更糟糕的是，反对独立投述委员会的声音，已经开始日益发酵。前星期，由警队成员组成的三个公会，公开表明反对建立上述委员会，理由是现有的投述机关，已经足够；如果为警队特别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将根本上打击警队士气。

警队报告书列明的改革方向，就包括把警队的“队伍精神”转化为“服务精神”。独立投述委员会让群众有机会针对警队的滥权，作出独立的调查甚至检控。更好的把警队的害群之马剔除，其实有利于建利警队的公信。

因此，“打击警队士气”的说法，其实大有问题；因为按逻辑推演，言说者似乎暗指警队滥权并非少数害群之马所为，而具有更大的广泛性。由于独立投诉委员会可能会剥夺了警队普遍上滥权的“权利”，必然导致警队“士气低落”。

警队三公会的言论，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至少显露了现今警队，还真的不把对于群众的“服务精神”，当一回事。如果独立投诉委员会能优化警队的服务，确保民众更能受到警队的保障，而非侵害，为何还要“士气低落”？

至于说到现有机制已经充足的提供民众投诉的管道，也真不知道所谓的“充足”是何以定义的。说穿了，这不过是拒绝承认现有警队有任何问题，警队在现有机制下已经表现良好，无须改进。警队可以有如此“感觉良好”的自我印象，但不要奢望一般人民也有同感。

如今，连巫青团也表态支持警队三公会，列出的理由也和三公会的如出一澈。面对来自警队的反弹，以及巫青团的反对，目前似乎不是设立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的最好时机，甚至还可以说是最坏的时刻。

然而，倘若警队改革一再的无法开展，首相的领导威信肯定受损。人们可能开始认为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是政治做秀一场，没有实质意义。确切落实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不应一再拖延。其实，在面对反对势力时仍坚持立场，正是人民对于领导人的冀望。

不应借机打压新闻自由

原本应于2月11日刊登，却被南洋退回的稿件，请指教：

不应借机打压新闻自由

回教先知漫画事件，越演越烈，不知如何收场。最新的受害者是《砂拉越论坛报》，即使一名编辑辞职谢罪，奈何还是难逃厄运，成为恶法《1948年印刷及出版法令》刀下冤魂。

在漫画风波发酵过后，目前报章开始充斥着是一些“提防”新闻自由的言论。这些言论其实并不新鲜，不外乎是强调新闻自由，须有界限，不能滥用，极须当权者的管制或是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设限云云。

这些原本是政客为打压新闻自由寻找借口的腐朽言论，竟然开始出现自媒体工作者本身。或许这才更是此次事件显露的悲哀。《砂拉越论坛》报转载争议性漫画的动机，是存粹为了报导这项全球轰动的新闻，还是恶意亵渎回教先知，没有人敢关心。

《砂拉越论坛报》错了吗？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敢发问。对于转载的形式，转载漫画是否有配合任何其他平衡性的新闻叙述，也似乎无关痛痒。总之罪名已定，应当考虑的只能是要进行何种程度惩罚，方能“以正视听”。

媒体业者如果碍于风头火势，不愿作出客观评述，以免惹祸上身，倒也算了。但某些报章选择大肆抨击“西方”言论自由，与当政者共同制造“新闻自由危险论”，这不叫借机伤害新闻自由，那又是什么呢？

最近一系列的事件，显示的是当政者对新闻自由，已经虎视眈眈，但是“开明”的政府总不能没有借口无故向媒体开刀。于是便发生了一些以新闻“失准”为由，威胁吊销报章执照的事件。

如果之前事件的理由显得牵强，这次《砂拉越论坛报》确实给予当局“大展身手”的良机。挟着国内回教徒的愤怒情绪，钳制新闻自由的举措，绝对不会有“出师无名”的担忧。于是乎，国民也再次有机会认识到，并“认可”《1948年印刷与出版法令》存在的必要性。各媒体也从此要以《砂拉越论坛报》事件为鉴，“吸取教训”，“谨慎行事”。

漫画争议带来的是我国新闻自由的危机。媒体专业真的不能保持缄默。如果反对言论自由的舆论得以继续广泛的宣扬，落实为人民群众的共识，那么即使漫画风波的硝烟散尽之后，新闻自由也必然难见天日。

媒体工作者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不要沦为散播反对新闻自由论述的帮凶。我们固然不可能公开同情漫画的刊载或是转载者，但却要抗拒侵害新闻自由的行动，重申并强调新闻自由免于国家机关干涉的重要性。

提到“亵渎”宗教圣人，其实“亵渎”宗教的行为，有时是来自于教徒本身。此次丹麦报章漫画把回教先知与恐怖主义挂钩，那些以宗教之名进行杀戮的恐怖份子，难辞其咎。恐怖份子以鲜明甚至血淋琳的手法展现自身宗教的面貌，确实才是极度“亵渎”宗教的行为。

宗教的本质再好，但倘若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的却是另外一套，就很难怪别人另眼相看。其实，恐怖主义不过是在手法上较为激烈，其“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自怜式的受害人情结，恐怕具有相当的广泛性；说这只是西方国家“妖魔化”的“假象”，未免自欺欺人。

以仇恨应对其他人类社群的误解，本来就是此岸人性不完美的证据。应对漫画风波的某方，至今并没有任何自省，而是表现出层度不一的指责、抗议、敌视、报复的心态。宗教神性无条件的爱、宽容与和平，在一个宗教性的议题中，竟然全面缺席，这是最大的吊诡。

看门狗应站稳岗位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文章，请指教

看门狗应站稳岗位

若干年前，当时的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欣诺被指殴打前副首相时，部分证据显示丹斯里拉欣是被激怒，方才大失方寸。激怒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前副首相辱骂丹斯里拉欣诺，被辱骂为狗父（bapak anjing）。

撇开个别族群对于狗的厌恶，把警方形容为狗，也真够侮辱的。这似乎是说，警队不过是当政者之鹰犬。这可不是封建皇权的年代，警队可是具有维护民众重任之专业。于兹，如果警察总长是狗父，大马皇家警察岂非皆为狗仔？

是可忍，孰不可忍？丹斯里拉欣诺不过是维护警队尊严。虽最后身陷囹圄，但还不是为了大马警队的尊严。这就叫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基于对大马皇家警队的关怀，首相阿都拉刚上任，就宣布成立提升警队运作之皇家委员会。如果说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是“提升运作”的治病良方；当政者确实不应厚此薄彼，应成立“提升大专教育皇家委员会”、“提升媒体独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升清廉政治皇家委员会”等等。

当然，当政者不成立上述委员会，自有其宏观考量，不由得我等小民嚷嚷。之前人们还对皇家警队报告书的落实，颇有微言。其实，真正应该不满的，是警队人员。报告书建议提升警队福利，改善宿舍环境，这一切难道不是警队人员应得的合理待遇吗？

我不知道2005年底发生的裸蹲手机录象，是否可称为历史的偶然。如果是，这可算是典型的，由历史偶然来推动历史必然的范例。警队报告书的执行，千呼万唤不出来，倒是要靠偷拍裸蹲的警员，来促成“警队皇家调查委员会2”。而后社会舆论的风风火火，才造就了当今改革的氛围。

首相已经下令总检察署，尽快落实前一份报告书所建议的“常设警察独立投诉机关”。事到如今，我们真的无须在意：到底是总检察署对首相早已下达的指令拖延执行，还是这次仅是首相首次下令设立该委员会？

前些日子，我们还看到副总警长丹斯里慕沙指出，警队不会落实裸蹲案调查委员会数项“不切实际”的建议。对于这番言说，首相轻描淡写，回应道：“这只是他的看法”。

但首相面对最大的难题，是究竟要接纳丹斯里慕沙的“看法”，还是落实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丹斯里慕沙不能说没有独到的眼光。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一套保障人权的程序，向来不是马来西亚国家机关之作风，这又怎能不叫“不切实际”？

调查蹲站案的独立委员会，声势浩大，成员包括前联邦法院院长、法律界、政界名人，还参考了专业医生，及回教法学家的意见，最后竟然作出“不切实际”的建议，岂不悲哀？

职是之姑，无论独立投诉机关是否成立，无论保障人权的程序会否落实，政治监督、媒体监督还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确保廉政的手段。无论以监督行政机关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还是落实媒体专业精神的媒体同业，都愿以国家的“看门狗”（watch dog）自我鞭策。是新的一年了，老的问题还在，但我们期盼“看门狗”继续站稳岗位，家国百姓才能有福。

与其尊严社会，不如人权社会

我在南洋的文章，多指教

与其尊严社会，不如人权社会




近来部分地区树立起一些广告牌,大标题是:“尊严社会”(masyarakat bermaruah)。广告牌是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树立的。“尊严社会”社会这个口号，对大部分的朋友而言，恐怕还是非常的陌生。再加上“尊严社会”这个词就相当的笼统，难以令人联想究竟实质内涵为何。

“尊严社会”这个概念，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如笔者般孤陋寡闻，知之甚少。但是，媒体在这方面的报导宣传，恐怕还真的是不足的。此外，为了查证到底“尊严社会”究竟是何等概念，有何具体运动配合，我个人浏览了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网站，但是还是没有查出，“尊严社会”为何。

为了一些公家部门的宣传广告牌，坐立不安，实乃好事之徒之作为。更何况政府部门的任何举措，包括动用各管宣传，皆难免投掷公款。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低调宣传，自然做到开源节流，也或许展现的是当今政府内敛之风，重务实，轻宣扬，可取之处，毋庸质疑。

但令人纳罕的是，如果这个广告只能引起一般人们的不解，树立这些广告又有何效用？广告所花之金钱，大部分还是来自人民之税金，我们自然有权探讨。

广告牌最显眼的除了“尊严社会”大字之外，就是当今首相的大照，之下还有“拉伯”的艺术字。我等东方国家，皆有尊敬领导之优良传统。但基于西方歪风之横诀天下，大部分国家皆放弃了在大街小巷，张挂领袖玉照之做法。例外的恐怕只剩北韩等国，和我们惺惺相惜。

当然，没有人会愚蠢的认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尊严社会”广告牌，用意仅仅是为了展示最高领导人之玉照，要不然其标题早就不是“尊严社会”，而是充满拍马屁意味的“我们英明的领导人”。

“尊严社会”的朦胧美学，很难不引人遐思。当然，既然是来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所谓的“尊严”，与“道德”的意涵，理应相去不远；用意不外用心良苦，规劝人民不要涉及道德沦落的行为，如性滥交、酗酒、吸毒、通奸、等等。

马来西亚是一个热衷于管制人民私德的社会。之前不是有人因为在公园里牵手，就要面对当局取缔，甚至还夸张的被控上法庭吗？也无怪乎最近联邦直辖区宗教局，就有意设立“道德监察队”，真不知是否是受到“尊严社会”口号之感召。

对于“尊严社会”，种族政治的批判者，也可能另有所思。既然马来西亚是公认的多元社会，所谓的“尊严社会”究竟是指的是哪个社群的社会？我不敢说对“尊严”二字特有研究。但放在社群家国的脉络而言，“尊严”二字给人的印象，往往牵涉到族群的自我捍卫，并且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主，社会次之；东方文化，以社会为主，个人次之。“尊严社会”口号，以“社会”为尊严之主体，这虽说颇符合我国现有之国情，但也正是其危险之处。为了维护社会之尊严，报导权力机关侵害人权事件之媒体，可以遭到对付；为了维护社群之尊严，合理的意见表达，也可以遭受羞辱，并且被迫撤回。

除非“尊严社会”贯彻的是个人权利的保障，要不然这甚至比一些美丽空泛的口号还危险，不过是合理化威权政体统治手段的另一说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