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颂德才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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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才是金？

马六甲多媒体大学主办，首届世界华语大专辩论会，在6月23日圆满落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俄罗斯等等地区的队伍，与马来西亚的几所大专竞逐，是史上最多各国大专在同一赛事碰头的盛事。
马来西亚大专在此次赛会表现突出，尤其是马来亚大学，更是一举夺下全场总冠军以及全场最佳辩论员的荣耀。
华语辩论在马来西亚年轻大学生当中，日益受到欢迎，算是一件好事。虽然，仅仅是一种竞赛，辩论比赛对于参与者的要求，是时事的理解，辨析的能力，以及说服力的考验。
对于极需建构一个成熟公共议论空间的大马社会，大学生如果在以上方面，能够有所加强，至少对于往后参与公共议论，做了能力上的准备。
此次赛会也特别与国营第二电视《你怎么说？》节目合作，在赛会现场录制一期议论节目；节目主题非常有趣，谈的是“华人还相信沉默是金吗？”
当晚嘉宾之一高教部副部长拿督翁诗杰，提出其个人在体制内如何超越限制，依然发声。他与其他嘉宾也一同指出，在资讯自由流通的时代，封闭议论已不可行。
有鉴于此，政治人物应做的，就是强化本身面对群众，公开论政的能力。这是社会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遗憾的是，环顾我国政治现况，翁诗杰的观点，至少目前，都不算主流。部分华基政党领袖大力赞助大专辩论活动，是可喜的现象，也非常值得表扬；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看到许多其他领袖的言行举止，都与公开议政的风气背道而驰。
就以目前备受关注的治安课题而言，当有关方面开始指责媒体炒作之时，翁诗杰是唯一公开赞扬媒体报道治安课题的领袖。其他领袖对于媒体功能的冷淡，或许是基于内心尚存当政者期望“报喜不报忧”的封建政治观。
相较十几年前，政治辩论虽然已经相对的普及，然而参与的执政党领袖，始终局限于屈指可数的那几位而已。许多领袖往往指责反对党的辩论邀约，为“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所以“不屑一辩”。
反对党动机为何其实是次要的。如果辩论的议题攸关公众利益，论点的交锋只能令人民更理解议题，更能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愿辩论的借口可以千千万万，但在人民的眼中，那只能是极为难看的政治逃离。
如果执政党领袖基于自身权位，而不愿意与敌对政党辩论，这已经是劣质政治文化的展现。更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有领袖要对自身党内草根基层的下情上达，有所限制。
领袖所属政党的草根基层，提出社群意愿，是善意提醒，是在非批判性的氛围下，对领袖表达殷切冀望。如果基层提出“希望政府承认统考文凭”都不行，反之只能“赞扬我党领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这种言论限制，展露的是只想听见“歌功颂德”的傲慢作风。
实际上，现在许多政党的领袖，掌握实践健康政治文化的能力有限，面对公开议政的社会要求，实际上是连头也不敢抬起来的。就不知道政党自我更新的机制，能否确保某些腐朽的政治傲慢，只是政党发展的暂时性滞后现象？

治安问题种族化？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此为原稿，刊登时已被大幅删改，不成形状。经过一番看似轰轰烈烈的“拼治安”活动，新山华团领袖日前口径似乎大改。收编华团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这般状况派上用场。报章也似乎配合努力使问题降温（不知是否收到到“提醒“？）。马华“不要一味指责警方”的说法似乎成为主流。增派400名警员，恰好是“看似”关注民生的动作，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照不宣。正如文章某段预料，执政者用各手法压制议题，看来还是成功扑灭公民运动的星星之火。悲哀！

治安问题种族化？

新山接连几宗劫奸案，引发当地居民空前愤怒，并发动数个活动，促请有关当局正视治安败坏的问题。
治安问题严重并非只是最近的事，更不是仅仅局限于新山地区而已。每当严重罪案发生，警方都曾信誓旦旦，要尽快破案，还社会一个安宁。
然而，大部分的事件似乎都是不了了之。人民群众，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总不能时时监督治安维系的工作，倒是应该执行任务的单位，才应该兢兢业业，确保基本的治安维系。
很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时被一些严重罪案点醒，其实治安从来没有改善过。此次，新山华团号召人民强烈表态，可算是人民忍无可忍集体心理的行动展现。
新山华团固然是华人团体，然而治安问题却是全民问题。为什么此次运动似乎只有华人社会关注？不能全怪华社。基本上，巫英媒体是否对于此次的治安败坏问题，有足够的报道？是值得人们探讨的。
有政党领袖“警告”：治安问题不应种族化，以免带来其他的危险。这听起来非常吊诡，不仅因为发言者本身就来自单元种族政党；更重要的是：问题之所以演变成华社孤军奋战，似乎与种族政治的结构，不无关系。
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而言，治安败坏毕竟对于执政者的公信力，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此次事件受害人是华人，实属不幸，课题在华社延烧似乎已经无可避免。
执政者能够做的，就是确保选民人数更多的族群，不会同样关注此次的治安争议，更不会同样加入争取治安的社会运动。简单而言，就是设立议题关注和社会运动的“种族防火墙”。
政治利益，有时确实与社会公义，甚至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起着冲突。执政者的决策，在两者之间做何取舍，恰好显示其究竟是利己为重，还是真正的关心人民？
前几天，群众自发的在柔佛州务大臣官邸和平情愿，警方效率奇佳，封锁、围堵、解散人群，还逮捕了两名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据报道，警方指两名人士涉嫌参加非法集会，“煽动华人侮辱政府和警察”，因此触犯《警察法令》和《煽动法令》。
指控的证据没有公开，人们自然无法判断其可信程度；又或者真的没有其他理由，就仅仅是因为出席群众都是华人，所以就是“煽动华人”？倘若如此，究竟是谁以种族角度看问题，把问题种族化？
对于执政者以及警方而言，目前的风头火势，要做的首要是把问题锁定在华人社会，然后做些“看似”关注民声的动作。经过时间的流逝，一切还是会归往昔。如果还是不行，就指责某些媒体炒作，“提醒”媒体要“慎重”，并打出“维护族群和谐”的招牌，逼人民就范。
公民社会素质欠缺的人民以及社团，看来最终还是难以招架这等攻势。但如果此次社会运动没能真正明确表达人民心声，无法真正促成警队实质改革，严重罪案还是会不断发生，我们只能祈祷：下一个受害人不是自己。

华教危机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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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危机无绝期

国家独立多少年，我国华文教育就危机多少年。这是马来西亚行将欢庆50周年国庆时，华人社会必然感到沉重的事实。
今年初，我国华文教育似乎有雨过天晴的迹象。教育部长破天荒，公开宣称“关闭华小不利国家稳定”的说辞，令人感觉华文教育终于受到巫统领袖的认可。
华社从这些现象感受到华文教育，前景渐渐明朗，完全可以理解。不是刚刚有政治人物说：“华人是务实的民族”吗？ 大马华人清楚明了，华教的兴衰，生杀大权掌握在教育部长的手上。
有一则人们可能忽略的新闻，确实令人对于所谓的开明领导 的实质效果，有所怀疑。马华公会教育局主任李成才先生，在上议院提出关于教育部对于华文教育态度的询问，问题可能没什么特别，但答案却令人震惊 。
负责回答的，是教育部副部长诺奥玛。他说教育部根本对部长发出“关闭华小不利国家稳定” 的言论，并不知情，部门内部更没有获得任何相关的指示。面对如此答案，李成才心头滋味如何，无法断定；提出希望教育部能更为有效的接纳执行部长的意愿，也是唯一能说的了。
我之所以这个或许不怎么起眼的新闻，主要是因为它暴露出华文教育，真的并不如表象一般乐观。所有制造“良好感觉”的言辞举措，可能根本并不会转化为教育部执行的具体政策。
最近又传来槟城州教育局委派不谙华文的辅导教师，到华小执教的消息。以理性客观的角度而言，辅导老师如果因为语言隔阂，而无法与学生良好沟通，那又如何扮演其角色？
但槟州教育局限显然并不如此看待，依然我行我素，并且据说还通过行政指令要挟相关华小校长签署同意书，接纳教育局委派的辅导老师。
部分马华领袖，在此次的课题当中立场鲜明，并把矛头指向“阳奉阴违”的教育局官员。魏家祥博士更以强硬的措辞：“公然造反”形容有关官员。
然而，根据最新的事态发展，槟州教育局长阿末胡先指出，他根本没有收到教育部任何的书面或口头的指示，所以没有调走相关教师。
把问题的关键，锁定在中阶官员，对于问题的解决，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布局。然而，当官员指出根本没有上头指示时，情况对马华领袖或许更为尴尬。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发出的指示，在官员眼中原来并非“指示”。马华公会上下，岂能坐视如此侮辱？
既然副部长“指示”失灵，球似乎已在部长脚下。有人说部长实际上已经发出指令，因为部长曾公开指出：“如果教师无法达到辅导的目标，他将毫不犹豫地撤消该决定”。
然而，部长说的的是“如果”，所以不能算是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媒体放话过后，有没有以正式公函跟进，也是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案，简单不过，部长明确的发出指令，一切便可告一段落 。
如果连这点都作不到，人们不得不下此结论:依约补选期间，安华对于20年前往事的道歉，正好烘托出现今某些政治人物开明形象的虚伪实质。

华社愧对董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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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愧对董教总

教总刚刚炮轰某些政党企图粉饰我国华教现况，制造华教形势大好的假象。没过多久，就传来教育部长指责董教总要求会面“无诚意”。事件的先后顺序，“未必”代表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这是逻辑学的基本原理。

然而，“未必”代表不必然是，也不必然不是，于是我们还要寻觅一些其他的蛛丝马迹。我们先从“无诚意”的指责探讨。

根据媒体的报道，教育部长希山幕丁指责董教总会晤的要求“无诚意”，原因是“为会谈预设条件”。董教总随后公开致给希山的信件，明确显示信内只是简短的提出会晤的要求，根本没有任何的条件设定。

面对如此尴尬局面，希山指出董教总并非在信中提出条件，而是一些其他公开的言论，显示其“无诚意”。到底是那些言论？似乎也没有交待。

其实，一些位高权重，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未必有能力逐一阅读公函。教长会对董教总要求有所误解，可能显示教育部内部、部长幕僚、甚至友党领袖当中，存在一些对董教总具有偏见的势力。

希山在这项争议提出另一耐人寻味的话语是：“董教总并非唯一捍卫华教的组织”，令人无限遐想。华社向来都认为，捍卫华文教育，舍“董教总”其谁？
当然，朝野政党都在捍卫华文教育方面，有所努力。尤其是某些种族性政党，更有“与华小共存亡”的豪情宣布。

希山还说“不见董教总非末日”，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解读：教育部长宁可和其他“捍卫华教”的组织，就是不与董教总合作？

其实，从马来西亚的政治脉络而言，希山属意的“合作对象”是谁？大家心照不宣。但人们也不免对这个“合作对象”是否有过多的客观局限而担忧。

“合作对象”是否能够以对等的关系与教长共同解决华教课题？ “合作对象”是否受制于政党从属地位而难以争取实质的成果？“合作对象”是否会是否使华教课题成为政治筹码，使起成为依据政局变动收放的棋子？使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更难达成？

回到教总对某些政党的炮轰。其实，在种族主义政党一党独大的现实下，某些政党的争取，确实得来不易，更是需要许多领袖孜孜不倦的努力。如果说在媒体大肆宣传，也是基于一种不甘心努力不被认同的心理。

这虽然值得同情，但在媒体大肆报道“华教一片大好”的言论，客观上确实足以带来粉饰性的效果，降低华社的危机意识，令危机更显恶化。

基于事态的发展，有人可能认为：教总炮轰某政党，导致某政党的不满，这种不满“传染”到教育部长那里，带来今天的局面？这个可能性可能不大，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真相。

此次教长与董教总的争议。整体华社包括华基政党，对于董教总的受难，甚至捍卫华教的地位被贬，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对于多年来无私奉献，甚至付出惨痛个人代价的董教总人士，华社似乎亏欠太多。这次没有挺身维护，华社能说没有愧对董教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