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风格不同”的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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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不同”的杂想

熟悉大马政治环境的人们，应该都会领会一个现象，当政治领袖一再“澄清”某项“传言”时，“传言”反而可能确实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年，前首相马哈迪以及副手安华，都曾经公开否定失和的“传言”，更表明两人关系良好。但过不久，安华就被撤职逮捕。

近来，有关马华公会高层的一些传言，坊间也有流传。对于党外人士，此类传言并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在媒体所能够看到的，更多是相关领袖的“澄清”。

“澄清”状况，是任何当事人的权利，也显露愿意面对群众的透明化态度。但是，当“澄清”的力度过大，次数过多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引人怀疑。目前情况，虽不至此，但依旧需要小心翼翼。

较早前，有人提出某些马华领袖之所以被“误会”为“失和”，乃是因为“领导风格不同”所致。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不同的领导风格，未必意味着冲突对立。反之，不同风格的配合，可能在团队运作方面产生互补的化学效应。

谈到“领导风格不同”，最近有一个小插曲，显示马华公会如何面对“领导风格不同”的现象。马华副总会长拿督翁诗杰，在网上公布选区拨款申请详情，引来部分人士的赞赏。

马华公会面对这番议论时，原本可以选择同样赞赏翁诗杰；虽然无须强制，但可以鼓励其他领袖效仿。但是，据报道，马华领导层却认为翁诗杰的做法“个人作风”太强，引起部分领袖的不满。领导层也议决其他领袖，无需效法翁氏的做法。

其实，“领导风格不同”现象更为凸显的是，各领袖的部门表现。马华在内阁有四个部长职位。即使在过去，每位部长的处事风格，都一定有着差异。

但从媒体报道的角度而言，目前马华部长部门表现最为出位的，要算卫生部长拿督斯里蔡细厉医生。或许出于华族“以和为贵”的心态，一般上部长都会精良与辖下业者保持良好关系。

然而，蔡部长在实行《私利医疗设施法令》时，就引起私人诊所医生的强烈不满；在猪肉长肉济的课题上，又与猪农对抗。整体而言，蔡部长给人的形象是：在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面，其态度是坚定强硬的。

既然是有所差别，各部门领袖的作风，引起人们的优劣判断，实在所难免。当然，部门办事效率或许真的不应成为领袖能力的唯一比较标准。毕竟，各部门的运作有所差异，可以发挥的空间，也必定不同。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最近提出，任何政治团体存在派系，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关键在于团体内部是否存在妥当的机制，避免派系竞逐恶质发展。

良好体制的重要性，毋庸讳言。然而，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意识的低落，却在再再显露建构健康政治文化的迫切性。

马华目前所谓的“建构健康政治文化”，主要指向各级领袖。但是，对于基层的政治教育工作，可能还更为重要。当基层不再容易被“吃喝玩乐”的活动所动，而更真切的关注实质的政治问题时，“健康政治文化”才算真正的建立。

"清廉指数"下滑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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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指数"下滑的隐忧

在国际透明度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最新公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排名当中，马来西亚的排名再度滑落。在2003年，我国的清廉指数排名是第37名，之后逐年滑落，在2006年已经位居第44名。

提到“清廉指数”，我们不禁要联想起这几年来倍受关注的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年度大学排名。大学排名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实际上乃是马来亚大学，在其中一个年份，大肆庆祝本身进入世界第100名大学的位置。

我国虽然在“清廉指数”排名方面，连“曾经拥有”的虚荣也没有，但它之所以同样应该被关注，乃是因为这是一个政府认可的指数。

当国立大学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下跌之时，有人可以举出排名的“准绳有问题“，“不服国情”等等质疑。但是，“清廉指数”就有所不同。

政府在2004年推出《国家廉政大蓝图》，配合首相肃贪的层诺，并列举国内各领域清廉的规划。《国家廉政大蓝图》第4章提出在2008年要达致的5大目标。

第1个目标“有效的减低贪污以及滥权”，该蓝图清楚指出将会以国际透明度组织的“清廉指数”为重要标杆；还列明将在2008年达到“至少”第30的排名。距离2008年还有一年的时间，我国的排名与目标似乎渐行渐远，令人担忧。

当然，目标与实际之间存在落差，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真心诚意地进行检讨修正，在2008年达致目标，或至少接近目标，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我们似乎看不到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上对于指数滑落的严肃探讨。媒体目前专注的是国内经济“大好”的宣传；政府也推出新的工作队，期望减少外来投资所要面临的官僚障碍。

政府每当有新的计划出笼之时，声势往往惊人，也让人们信心充沛。但是，无须两年，计划的执行就往往停滞不前，效应差强人意。更过分的是，政府已经不再愿意对自己所提出的计划，做出交代。

这种虎头蛇尾的模式，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警队改革皇家委员会报告”。皇家报告书中最主要的建议-成立“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至今我们还只能听到“尚在探讨阶段”的敷衍回应。

“国家廉政大蓝图”毕竟与“警队改革皇家委员会”毕竟有其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政府内部拟定的文件，后者是由前联邦法院院长统领，包括非政府组织领袖在内的独立皇家委员会。

实际上，仔细研读“国家廉政大蓝图”，我们不难发现，一开始蓝图就缺乏面对事实的勇气。蓝图大谈建立高尚的廉政价值等等，却偏偏欠缺了体制改革的建议。
没有体制方面的改革，没有真正确立肃贪的法治系统，任何的计划蓝图，都不可能会改变局面。

2004年的政治局势，可能与当下的状况有所差别；但没有改变的是，反贪污局依旧无法独立于行政操控；更多朋党收益的新闻却一再涌现。即使没有“清廉指数”的滑落，人民还是不会对现况存在幻想。

经济与政治严冬已过？

刊登于《南洋商报》的稿件，请指教

经济与政治严冬已过？

英文《新海峡时报》前几天以封面报道我国经济增长的种种数据，指出目前的国家经济，已经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最为强劲的一年。昨天，政府又宣布“创纪录“的贸易增长数据。

可以预见，此番数据的公布，将会伴随着许多盛赞政府英明，并且勾画未来美景的评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经济增长肯定对执政党是一件好事。

只要人们能够享受一定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部分的人民，还是会追求稳定，而选择保持现状。

对于如此景象，我无意大泼冷水，或者质疑数据。实际上，像股市、外汇储备以及贸易增长等等数字，在财经领域应该有一定的衡量计算标准。照理，这应该不会出现如去年种族股权分布，政府统计手法被质疑的现象。

然而，经济数据，不过是从经济的某个现象，所作出的归纳。它对于人们理解当下经济现况，肯定有所帮助，但也同时未必能能够全面的反映状况。

此次所谓的经济“大好“情况，从去年年底吉隆坡综指屡创新高，就一再的为媒体所大肆报道。然而，各中小企业以及一般民众是否从这次的经济“大好“局势当中受益，还是值得观察的。

经济学隶属社会科学的领域，虽然是“科学“，但却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上世纪出现的“滞胀“ 现象，便是当时经济原理所未能充分解释的。

即使不诉诸学术性的经济分析，经济增长数据如果无法真正惠及普罗大众，当中的原因，看来也不会太难发觉。这很可能是社会资源分配偏差的征候，毫无值高兴之处。

可以预见，当人们质疑为何经济数据真增长无法惠及人民时，有关方面应该又会提出，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不仅令人想起政权交替曾经使人们以为政治威权的严冬已过，春天已经到来。当人们左盼右盼政治清明的春天，开始有点不耐烦之时，我们却被告知，要“给多点时间“让改革成型。

如果说动用威权式的政法结构，以及国家合法暴力对付异见，是政治严冬的现象，政治严冬的“解冻“至少也应该意味着此类手段的搁置。然而，在改革口号过后，“解冻“没有迹象，反之上述手段的运用，却是日益频繁。

政治严冬不过，经济春天也不可能会到来。那些美好的数据，或者只能说是泡沫式的幻影。政治主导了国家竞争力的基本面。基本面不改，实质健康的经济增长，又如何可能？

我们时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陈腔滥调：扩大经济蛋糕，分配就不是问题。但不要忘记，时局并非一陈不变。著名学者潘永强先生指出，有迹象显示我国已经步入”掠夺性“国家的范畴。这或许意味着阶级财富分配的问题，可能已经无法以经济蛋糕的扩大，加以暂时压抑。

对于无法受惠的阶级，经济“大好“的宣传，实际上只能为民怨火上浇油。阶级矛盾激化，是政局稳定的一大挑战。而当种族威权面对如此挑战时，刻意制造种族矛盾，把单一种族抹黑为“阶级敌人“，看来是可能会被玩弄的伎俩。

以目前局势而言，这些当然具有高度的揣测性，但也绝非危言耸听。要悬崖勒马，就应该真正面对事实，而非因为某些数据自我陶醉。

巴都达南选战观察

刊登于《南洋商报》的专栏文章

巴都达南选战观察

巴都达南补选落幕，国阵候选人高票当选。此次补选正好发生当今执政党推出许多不得民心的政策之后。原本，人们可以期望补选可以成为人民向政府传达不满信息的时刻。

然而，巴都达南是乡村选区，更是巫统传统的堡垒。原本最有能力竞逐的回教党，也连同人民公正党一并杯葛补选，抗议选举委员会无法公正的举行选举。

鉴于在野党所要传达的信息，通常难获得主流媒体的报道，杯葛的举措可以说是制造一个可以教育群众的良机。

虽然有人指责独立人士黄志彭的参选，打乱了回教党的战略，但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如果黄志彭没有参选，国阵候选人将得以不劳而获。在主流媒体不可能配合兴起“选委会不公”舆论的情况下，国人对于这个选区的关注点，就会迅速的流失。

反之，正是因为选战出现，人们才会对杯葛选举的效应更加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国阵候选人不劳而获，还是投票率超低，当政者同样不会因此大幅改革选举机制，或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的。

传言回教党还打算杯葛来届的全国大选。杯葛全国大选，相比杯葛州补选，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回教党的前途，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政治豪赌。但是，也正因如此，这种做法的宣传效应，也肯定比杯葛补选，更具力量。

然而，任何政治力量放弃以常规的议会制度，进行政治斗争，都令人怀疑其要如何延续其政治生命。敌对政治势力，也正好可以指责回教党，要摒弃和平常规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采取像许多回教国家宗教势力夺取政权的手段（如伊朗）。

巴都达南补选的独立候选人黄志彭，损失五千令吉的按柜金，但换来几天的全国关注。黄志彭提出选举期间，国阵政府滥用行政资源竞选的指控，可说是善用了这个发言权。但是如果全程都能够阶段性的提出更多的全国性议题，就更有意义（虽然应该还是无法扭转结局）。

由于独立人士是华裔人士上阵，国阵内部的华基政党，对于此次的补选，颇为关注。选前，我们听到部分华基政党人士，提出如果华裔选民投票大力支持国阵，华基政党将能够“更大声讲话”。

选后，这类的言论就消失无踪。华基政党宣称获得华裔选民的大力支持，但也指出这显示“华裔选民支持国阵政府”、“华裔选民支持首相领导”等等说辞。

无意之间，这等于是说巴都达南选民实际上通过选票认可了政府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现，包括：燃油涨价、纵容种族性政客的嚣张和一面倒的收费大道和约等等

“华基政党更大声讲话”是否够转化为实际的效益，我们且让时间证明。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华基政党补选一过，就已经不能大声说自己“能够大声说话”了。这种选前选后变脸的把戏，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如果不是这次补选的提醒，或许我们要道下届大选后，才会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