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灾难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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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灾难管理的工作

2006年12月22日《南洋商报》封面刊登两张大照。照片清楚显示数名男子，在昔加末水灾时，“乘水打劫”，掠夺商店货品。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大型灾难最关键的特质就是，维系社会运作的机制与价值的崩溃。道德意识就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领域。
虽然，在灾难时期乘机搏乱的事件，并非罕见，《南洋商报》选择突出此类事件的做法，还是值得称许的。显露灾难中人性的丑恶，比仅仅报道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物破坏，显然更具深度。
然而，面对此类事件，别说政府，就是一般的民众都会认为，这仅仅是少数害群之马，无需“反应过敏”。然而，如何应对此类的害群之马，却成为了考验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
既然掠夺行为已经被拍摄，非常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进行报案。在灾难过去之后，警方应该进行取缔的行动，以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
灾难时期的社会失序，令部分人士的贪念，得以外化为具体的行为。除了掠夺商品的行为，《南洋商报》也独家报导了一则“救人代价1万元”的新闻。
新闻报导有拯救人员向灾民索取1万元作为救人的代价。有关报导，并没有清楚指出拯救人员，是来自哪个部门，或是私人的拯救队伍。
如果来自如消拯局，或是任何的政府部门，此类乘人之危的勒索，是赤裸裸的贪污行为，令人愤怒。
受害人毕竟身处困境，即使水灾散去，还要收拾生活残局，心力交瘁之余，看来无暇进行任何的举报工作。肩负社会责任的媒体工作者，如果能够扮演调查及搜索证据的工作，事后的举报，才有可能。
其实，即使不是在巨大的灾难时期，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一些火灾灾黎申诉有关方面的非分要求。另外一个常常有人提起的，是部分政府院救伤车服务出现偏差的行为。
这些事件，即使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政府部门的一贯反应，都会是要求人民“提出证据”。这种把政府部门滥权指控的调查责任，推卸给民众的做法，难以彰显政府推行肃贪廉政的决心。
实际上，当事人虽然应该进行举报，拥有行政资源的有关当局也确实应该进行具公信力的调查，要不然，人民肯定会质疑有关部门是否有意掩盖事实。
如果索取巨款救人的是私人的拯救队伍，这虽然不是犯法的行为，但显然违反社会公义，应以社会舆论力量，加以谴责。
我们的社会往往并不缺乏扬善，但对于抑恶方面的工作，却相对欠缺。媒体公开涉及勒索的私人拯救队伍的名字，虽然可能因此面对法律的难题，但公共利益的考量，难道不应凌驾一切吗？
无论是私人拯救队伍，还是志工团体，在灾难处理方面，应该只能算是扮演辅助者的角色。政府理应是拥有最多资源，来应对及处理灾难事件。媒体以及民众，确实有权利与义务，仔细监督观察，在此次灾难当中，政府究竟有否扮演好其角色？

克力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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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力斯之争

马青与民主行动党的部分领袖，近来针对“克力斯”剑掀起骂战。前些时候巫青团长希山，在巫青大会，再度高举“克利斯”之剑，并且还拔剑出鞘，引起多方面的不满。
在巫青大会举行之前，今年马青代表大会上，就曾大力抨击巫青大会去年出现挥扬“克力斯”的画面。但是，今年巫青团可谓变本加厉。
本月初，马青领袖“礼貌拜会”希山，过后传出希山理解别族感受，强调捍卫各族的言论。行动党指责马青认同希山拔剑的诠释（拔剑=捍卫各族权益/各族团结的象征）。
马青总秘书魏家祥博士抨击行动党，是在对马青进行政治抹黑，并形容行动党为“政治墨鱼”。行动党当然也作出不少的回应。
马青或许没有明确的认同希山的诠释，但是希山肯定没有认同马青代表华社传达的观点。明年巫青大会，会有何种面貌，自然可以预知。
政党之间的党性喊话，互相标签抹黑，固然精彩，但我们却不应因此模糊了议论的焦点。
挥舞“克力斯”引起各族不满，是不争的事实。希山无须马青“礼貌拜会”的告知，都不至于毫不知情。
“礼貌拜会”不能带来希山的“醒悟”、道歉或者至少承诺不再重犯，展现了马青的无力。对于本地政局有所认识的人们，应该可以谅解马青的处境。
把“挥舞克力斯”争议，说成各族文化理解差异，等于指责今年马青大会的代表及领袖，在没有充分理解各族文化差异的情形下，胡乱发言。这无疑是对他们掴了一记耳光。
然而，马青选择针对“克力斯”发言，除了展现了愿意为华社传达心声的意愿，主要应该还是因为这是一个形象相对鲜明的事件。
华人社会甚至马青，如果仅仅是对“挥舞克力斯”，“情绪”受影响，反应未免流于感性直觉，甚至肤浅。
实际上，华社以及马青抨击“挥舞克力斯”，其实应该是意在针对其背后的种族霸权结构。
选择抨击“挥舞克力斯”，而非直接针对种族霸权结构进行攻击，在策略上，可能是意图以委婉的方式，忠告友党：种族主义已经过时。
希山的反应，对许多人而言，令马青大为难堪。希山及其幕僚，也可能会认为，对“挥舞克力斯”的重新诠释，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手段。然而，这其实也意味着他无意间质疑了强势族群霸权的合理性。
如果可以认识到这点，再加上一定的分析论述能力，马青领袖应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化解种族霸权的工作。然而，马青却选择把炮火对准行动党，严重失焦。
部分消息也指出，希山以教育部长身份，为华小带来三项“好消息”，是马青“礼貌拜会”的成果。
如果真的如此，这意味着马青的“礼貌拜会”，已经把“挥舞克力斯”事件与华小建设，加以挂钩。这无疑是把华小，进一步的“政治筹码”化。
华小的“政治筹码”化，是华文教育无法健全发展的根源。同时，如果华小一再成为“政治筹码”，马华公会的政治运作，也会处处受限。
对于身处党派之外的人们，马青对行动党的攻击炮火越猛烈，就越显露出自身，对于应对“挥舞克力斯”事件的能力局限。
当争议沦为马青和行动党比较“何者为华教筹款更多？”时，马青形象更是严重的破损。这一切真的原本无须如此。马青缺乏的，是在政治言行之前，更为慎密严谨的形势判断。

专业精神置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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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精神置于何处？

爱FM数名DJ集体请辞，令许多该电台的支持者倍感惋惜。爱FM这两年以来，无论节目内容或是主持方式，皆让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让原本被认为死气沉沉的国营电台，增添许多年轻的气息。
能够出现如此气象，爱FM 众多年轻的DJ，可谓居功至伟。然而，此次爆发DJ 集体请辞的事件，暴露了公务员体系内部的一些问题。
据报道，这次集体辞职事件的导火线，是两名DJ被高层以人手过剩为由，突然解雇两名DJ有关。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今年发生的爱开麦无障碍被逼替换主持人的事件，到主持人不时被下令提交报告，再到DJ的任意解雇；DJ们对于管理层长久以来，早就已经有所不满。
国营电台高层是公务员。基本上，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下，公务员的薪金可能不会太高，但却享有工作稳定，以及其他不错的福利。
长期的安逸，使到部分公务员对于专业性的要求，抱着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那些几经困难，才身居高职的官员，更懂得如何“爱惜羽毛”。
在此心态下，节目素质意义反而变成其次，“安全性”成了最高，甚至是唯一的考量。
既然对节目素质的重视轻如鸿毛，对于广播人才肯定也不会有所珍惜。但看来这也并非国营电台特有的现象，其他政府部门，可能更为严重。
公务体系当中的各部门，处理的大多攸关人民生活甚至国家发展。国家领导人虽然多次强调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公务体系当中的人力资本管理，又是否令人满意？
马来西亚的国营媒体，虽然比过往更为开放。然而，国营媒体内部职员自我设限的心态，依然相当普遍。
国营媒体在探讨时事课题，如果受到“有关人士”的关注，其实一点也不出奇。其实，即使是私营媒体，或者华文报章，有时也可能要面对“有关人士”的关注“指教”。
但媒体工作，毕竟也是一种专业。如果对于专业性有所追求，部分的外来压力，还是应该加以抗拒，而非轻易就范，更不应该过分的自我设限。
许多人认为，国营媒体应该专注报道官方观点，这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报道传播官方观点，不等同于歌功颂德，或是无理护短，因为在资讯流畅的今天，人民的要求已经大为提高了。
国家政策，关系到全民的利益。国营媒体提供空间，开放的探讨国家课题，不仅可以集思广益，收集更多的民意。对于贪腐滥权事件的揭发探讨，更可以展现政府优化体制，肃清贪腐的决心。
无论私营国营，在重重限制下的媒体工作者，都还是应该展现更高的专业水准。宏观结构或许设定了重重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媒体工作者毫无发挥的空间。
有时，怪罪宏观结构，很容易成为不愿承担专业责任人们的借口。但是，宏观结构有错，并不代表服膺于这个结构人们，就可以逃脱罪责。

战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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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伤害

吾友彭雪琴的部落格介绍中国前国际大专辩论冠军郭宇宽先生,在中国某个舆论监督大会上的演讲词:《向深喉致敬》。该演讲词列举一些揭露体制败行的历史事件，而末段的这一段，最能引人深思：
“这些人的努力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是否一个在体制内组织内圈子内的人就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它一切，向维持它运转的逻辑低头，从这些精神异见者身上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备比整个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潜规则更强大的良知和灵魂的力量”
个人在体制内是及其渺小的。尤其在社会经济体制趋向整合，大型体制日益风行年头。人们日益发现自己早已身处庞大的体制之内，乃至生计甚至整个生活，都不能跳脱体制的牢笼。
体制面对的冲撞，可以是外来的。对于体制内的人们。这种外来挑战，无论是否符合伦理公义，都必须被视为要加以抗拒的“恶魔”。在这个时候，个人的道德判断，良知的呼唤，显得如此苍白，皆得让位于体制有形或无形的判断指令。
个人价值被体制扭曲的现象，让我想起1989年的一部电影《战争伤害》(Casualties of War)。故事讲述一名美国新兵在越战中的经历。
新兵艾立申加入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作战队伍。 该队伍在一个越南村庄，除了滥杀手无寸铁的百姓，甚至还拐走了一名少女，以作为这群美军泻欲的工具。艾立申抗拒其他队友的压力，不愿加入强奸该名越南少女，甚至还尝试帮助她逃亡。艾立申的队友，并没有放过已经饱受蹂躏的少女，把她乱枪射杀。
艾立申无力阻止队友轮奸及杀害越南少女，因为寡不敌众。何况，在越南热带雨林深处，如果队友要把艾立申射杀，然后说是敌方杀害，亦不会有人追究。艾立申的遭遇，可被视为是个人在“体制“下的无力。
另一名与艾立申同时加入队伍的新兵，本来也无意强奸该名少女，但是，在其他队友的淫威下，被逼“就范”，并且还转而认为那正是战争之中不可避免的事，无须过于执着道德对错。
这名新兵的心态，恰好也显露了许多体制中人的精神面貌。许多人就是认为体制之下，总有逼不得已的“常态”，必须遵循。既然如此，倒不如全情投入，不顾一切。
《战争伤害》这部电影有这么一句话：“战争首先伤害的，是人的纯真”（the first casualty of war is innocence）。这主要控诉战争的残酷。我却选择以“体制”这个面向，来看待电影的另一侧面。
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体制内的人们已经积重难返，自甘成为邪恶势力的辩护士。但我总相信，还有更多体制中人，应该还是会对郭宇宽的那段话所感动，也应该能够比艾立申做得更多、更好，因为，毕竟他们并不是生活在枪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