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特拉美案件与总检查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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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拉美案件与总检查长职权

上星期,上诉庭在宣布一起涉及美特拉美及FAWZIAH控股公司的案件中,提出一段可能涉及刑事失信案的往事。上诉庭法官拿督斯理南，指责著名土著企业家丹斯理哈林沙辖及其同伴安努亚奥曼，通过与前任财政部长敦达因的关系，成功牟取高达2300万令吉的个人利益。

面对上诉庭的“指控”，当事人丹斯理哈林，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指出上诉庭的公开指责，对他的声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并澄清所为失信的指责毫无根据。所为2300万令吉的款项，原本就是属于他个人。取回本身暂时注入公司的金钱，叫“失信“吗？

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丹斯理哈林指出，当年其公司收购特拉黛控股，乃是受到政府的指示。人们感到有趣的是：面对一个负债累累，向政府索取焦赖大道停止收费赔偿不果的公司，当时丹斯理哈林所拥有的METRO JUARA公司，何以愿意“吃下死猫”，支付高达9750万令吉的购价？

丹斯理哈林是当年土著企业界的红人，是政府实施建构土著工商阶层的成功范例。人们还以为，土著企业家肯定会受到政府各项的奖掖辅助，青云路上，必定一帆风顺。丹斯理这番澄清，令人感慨土著企业实不易为。政府一声令下，不符商业盈利效益的注资收购，还是不得不加以执行。

当然，丹斯理哈林也可能没有受到当政者的强硬压迫，可能也是基于“饮水思源“的情操，基于对“扶弱精神“的感召；毕竟，企业盈利不是唯一，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才是马来西亚企业的精神。正所谓善有善报，美特拉美收购成功后，政府宣布赔偿美特拉美3亿1千200万令吉。奇怪的是，当年的传媒为何就没有报导这”善有善报“之美事？

案件事隔多年，如今上诉庭法官拿督斯理南的判词，令往事不能成烟。丹斯理哈林发言指出，上诉庭的利用判词指责他，是“不正常的行动“。按这般逻辑，法官只须要对审理的案件作出裁决，即使案件当中所涉及的证据，显示其他可能的犯罪行为，也必须保持缄默。

由法官揭发可能的企业弊案，确实有点“不正常“。“不正常的行动”往往出现于不正常的社会政经结构下。按照正常情况，调查检控商业犯罪，理应由执法机构进行，何须法官操心？只是，从案件发生的1990年代初，到今天已经超过十年，负责调查检控的机构“正常运作”，都没有办法向人民有所交待，你能怪主持正义的法官不有所行动吗？

有人询问总检察长拿督阿督甘尼，对此案是否会有所行动？总检察长指出，为了维护我国神圣的三权分立原则，他必须等待调查机构提呈调查报告，才能作出决定。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主席拿督沙礼尔对总检察长的言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要不得的“公务员心态“。

拿督沙礼尔进而建议进行制度改革，让总检察长入阁，成为向国会人民负责的内阁部长之一。如果作为宪法学理的探讨，到底总检察长应该成为内阁成员与否，尚有辩论的空间。但是，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下，却可能有意料之外的后果。如果总检察长是内阁成员，在国阵内部协商精神下，身为国阵后座议员的拿督沙礼尔，还能如今天这般畅所欲言，批评总检察长吗？

要总检察长行为负责，理应让他直接向国会负责，但无须进入内阁，因为这形同只向内阁负责。此外，由首相任命总检察长的制度，也应该加上国会二院的核准认可之程序。

1988年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先生，曾经以个人代表南北大道使用者，提控马友乃德公司。法庭的判决是，林吉祥并没有提控的地位（locus standi）,因此必须经过总检察长的认可，方能进行提控。无论制度如何改变，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总检察长很难认可提控政府的法律诉讼。
在英国及印度，法律制度已经发展出人民在特定公共事务上，能够具有提控权的公共利益法则（Public Interest Law）。总检察长地位的改革固然重要，通过国会立法，甚至修宪允许公共利益法的发展，才更为根本

宗教自由与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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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与宪法保障

登山英雄M 慕迪因病往生，却掀起其遗孀卡丽亚玛与联邦直辖区回教局争尸的争议。回教局获得回教法庭的裁决，M慕迪乃回教徒，以回教仪式进行葬礼，理所当然。然而，M慕迪遗孀难以接受丈夫已经转信回教的事实。

根据卡丽亚玛所言，M慕迪从来未曾向家人交待已经信奉回教，而生活方式也依旧依循兴都教徒的模式。原本，作为事实的争议，双方应该可以透过法律抗辩，各提证据，达致最终定案。然而，我国独特的民事－回教法庭的双轨制现象，却是此次争议的导火线。

卡丽亚玛高等法院申请裁决M慕迪并非回教徒。初步审讯过程中，高庭法官曾经询问代表回教局的律师，M慕迪遗孀并非回教徒，不受回教法庭的约束；如果民事法庭无法审理此案，她有什么申述诉的管道（remedy）？回教局律师回答，在此情况下，卡丽亚玛没有任何申诉的管道。



最终，隶属民事法庭体系的高庭法官还是援引联邦宪法121（1A）条款，以民事庭“没有权限”为理由，拒绝处理此案，也拒绝给予临时禁制令。联邦直辖区回教局，遂迅速让M慕迪以回教仪式入土为安。

律师公会对裁决表达不满，认为这等于否定M慕迪遗孀申诉的管道。回教法庭律师协会则认为，法庭的裁决是合理的；并认为非回教徒在此类案件中应该自愿受制于回教法庭，因为回教法庭是能够作出公正裁决的。

当然，M慕迪案件并没有因此告一段落。除了各源流报章评论探讨之外，较具份量的言论，首推首相署主管国会事务的部长拿督纳兹理的发言。纳兹理认为裁定一名人士宗教身份的工作，应该由民事法庭裁决；因为交由回教法庭裁决，可能会导致非回教徒对判决不满。但是，就政府是否会考虑针对121（1A）进行修宪，纳兹理却不置可否。

联邦宪法第121（1A）条文：民事法庭无权审理回教法庭权限下的案件






其他评论包括认为高庭应该更勇敢的审理此案，理由是联邦宪法121（1A）仅是禁止民事法庭审理回教法庭权限下的案件，而M慕迪案件由于涉及的是他是否是回教徒的判断。这是否全然是回教法庭的权限，并非定案。

实际上，只要回教局能够提呈足够的证据，即使由民事法庭审判，判决也未必有利于M慕迪的遗孀。回教法庭律师协会宣称回教法庭能够作出公正裁决，想必也不会是含沙射影，暗指民事法庭无法公正审理案件。既是如此，由民事法庭判案，又有何不可？

对比于英国的”国会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我国实行的是”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 Supremacy)的原则。即使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会至上”原则下，英国国会还是可以凭着良好的宪政惯例，两线制的政治现实及法治精神的传统，得以扮演好国会的角色。然而，我国执政党长期掌握国会绝对优势，使到修宪成为过于容易的事。联邦宪法121（1A）条文在立国时并不存在，而是在修宪频频的敦马哈迪掌政时期加入的。

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赋予人民许多的权利，这包括第11条款的宗教自由；但也充满着许多自我否定的但书（proviso）条文。人们常说联邦宪法是立国的社会契约。但有趣的是，这个契约是在可以在订立之后，未经立约各方共识就修改的。这里所说的“修改”不仅仅是指国会立法的正式修正，也包含宪政学者及法庭的诠释。

联邦宪法第十一条：信仰自由










在前首相929的“回教国”宣示后，我们看到国际回教大学及马拉工艺大学的法学系，就常常在法律学术的论坛上，对宪法的世俗性进行质疑；并扩大对于联邦宪法第3（1）条－有关“回教乃马来西亚国教”的诠释。非回教徒在法学论述的场域近乎缺席，形同放弃学术诠释权，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危机。


联邦宪法第3（1）条：回教乃联邦之宗教








当然，更大的危机可能还是在于宗教政治在大马的日益深化。部分回教社群已经开始认为，宗教必须涉及社会的层层面面，包括政治及法律。作为“英殖民地异教背景的遗产”，有者更开始质疑民事法庭继续在大马社会生活存在的合理性。

首相阿都拉宣称，处理宗教的法律不应引起浑淆及各宗教社群的不安。一般认为首相的宣示，仅仅会落实于检讨国民更换宗教的程序，而不至于检讨宪法121（1A）条文。人们认为，面对在M慕迪事件中立场鲜明的回教党，首相并无法采取一些可能被视为违背回教社群意愿的举措。

当然，首相是否会全然以政治权谋的角度决定行动的方针，目前仍然是个问号。但肯定的是，任何实际的行动，将可以成为判断“哈达里回教”，究竟是否真的具有中文翻译中“开明回教”的内涵；还是不过是另一个政治抗争的话术而已。

Rockwills 遗嘱撰写专门训练的讲师

遗嘱撰写训练讲师黄敏歆律师

去年圣诞

去年圣诞连赴两场聚会，第一场还是罗志昌与女儿的生日会

媒体三大美女：萧慧敏、龙纹敏、李晓蕙聚集志昌家

志昌介绍他的藏书给渐彪

志昌介绍他的藏书给晓蕙渐彪

晓蕙和著名时事评论员李万千和另一位朋友合影

另一场圣诞会见到的朋友－张念群律师

圣诞会见多年好友－叶纹豪律师及Astro的赖嘉仪

新中华小风波反映华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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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小风波反映华教危机

2006年伊始，2005年悬而未决的新中华小事件，又有戏剧性的发展。1月5日，北海地庭宣判发展商胜诉，得以进行拆除新中华小的工作。发展商第一时间，进行拆校工作。或许在此之前，峰回路转的事态发展，令发展商Motif Era 难以放心。于是乎，如果可以在任何变数发生前把拆校变成既成事实，或许才真正能令纷扰多时的事件，尘埃落定。

当然，在校方及州政府律师团第一时间向槟州高庭申请谕令，停止拆校工作后，事件发展又回到了没有定案的状况。不能否认，身为校地的拥有人，发展商确实具有决定土地的用途及发展。但整起事件却展露了发展商傲慢，及强硬的一面。

最新一次的拆校动作，是在尚有学生上课的时间。这种罔顾学生安全的做法，令人遗憾。当然，之前一再出现的筑围墙、挖沟渠，以阻碍新中华小新校舍的动土兴建；以及恫言起诉阻止拆校的几名政治领袖，再再显示华文教育地位的脆弱性。

1月5日地庭判决发展商胜诉，主要以发展商的宪法权利为依据。宪法第13（1）条款列明，除非依据法律，人们的财产是不能被剥夺的。事实上，人们也似乎不是在质疑发展商的土地权利。但是，在考量到目前新中华小学生尚无新校舍进行新学年的学习时，发展商为何就不能暂且允许他们继续求学？

据悉，新中华小事件曾经有一段时候，在当地造就了相当强烈及敏感的种族对峙情势。由于发展商是印裔同胞，拆校员工也大多是印族工友。华印对峙的氛围曾是如此强烈。所幸涉及此案的各方领袖，一开始就对此有所警惕，并紧锁课题焦点，才不至于像最近几宗个案，发展成偏离主题的论述及争执。

坊间有如此说法，如果土地拥有者是华裔发展商，此次事件不至于会发展成如此地步。华裔发展商显然不会，也不愿背负华教罪人的骂名。但此次事件或许让更应该让马来西亚华族思考：华社之外，人们对于母语教育权利的认可，到底有多深厚？

报章报导新中华小各个发展及事件时，不管是事件的描述，还是动人的摄影画面，都颇能牵动华社的心灵。但是，华社以外，其他族群的动向又如何呢？无可否认，华社对于新中华小事件较多是直觉式的情绪反应。当然，这些反应又确实是合乎情理的，并以对华族母语教育合法权利的忧患为根基。

站在捍卫华教前线的组织或是个人，多年前就以“母语教育”而非“华文教育”为诉求，以期淡化种族意味，这确实是重要及正确的地位。然而，这些年来，“母语教育”基本权利的认可，究竟是否又充分扩展到其他社群身上？

人们可能认为，最近数理英化课题，有许多巫印族团体多积极参与反对的运动。虽然是可喜的现象，但这最多只能说是可喜的起步。实际上，数理英化课题，即使在华社内部，多不能说是意见一致，毫无分歧。参与反对英化数理的友族团体，虽然是实际上看到数理英化对其族群学童的危害，但是在当政者掌控一般群众意识的情况下，这些意见又是否构成当政者不得不重视的强烈民意？

实际上，多与友族同胞交流的朋友，似乎都会遇到以下的意见：华小、淡小的存在，是塑造团结和谐的马来西亚国民的一大绊脚石。这也正好和去年首相被指提出：“华小不利团结”的言论相似。当然，过后的澄清指出首相不曾有这番言论。但喜欢与否，这样的观点，确实被友族社群，甚至受英文教育的华裔朋友所普遍认可。

这种认可，甚至演变成一种“神话”：认为独立初期的族群关系，相对的良好，因为当时更多的各族学童都以国民学校为首选；今天华族送孩童进华小，巫族又逐渐热衷送孩子入宗教学校，遂构成了种族关系渐行渐远的“事实”。这种“神话”充满着逻辑上的盲点，也建基于错误的事实之上。但是只要巫英文报章一再有如此报导，相信此一“神话”的信奉者，必将与日俱增。

新中华小事件，是母语教育发展被边缘化的展现，是华小发展被刻意刁难的结果。华基政党专注在体制内协商，争取当下的解决方案；华教团体、中文媒体及评论人像华基政党施压，冀望母语教育能够有体制化的保障。

华社各方，在应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华教危机之时的壮烈坚持、任劳任怨，确实令人感动。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上述“神话”进一步的渗透大马沉默多数的意识；有一天，我们或许会发现，“消灭母语教育”，可能不再仅仅是某些极端政客的操弄动作，而是主流民意真诚的愿望。

2005年的希望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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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希望与失望

每年岁末，各媒体皆会报导收集一年来的重大新闻事件，作为一年的总结检讨。2005年是怎样的一年？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遴选年度要闻时，往往每个人的关注点，会有所差异。

但是，作为新闻，年度新闻的遴选肯定是要以新闻对于广大人民的影响，及受人民关注的程度为主要考量。这些，由专业媒体人决定通常都能作出合理的遴选。作为评论者，责任可能倒是在于为整年的各领域发展，各个突发新闻，寻找脉络，厘清当中可能发酵的社会动力。

无论如何2005年，的各项新闻，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新闻，确实有一定的共同性。我个人主观认为，2005年是一个有比以往更多的希望，也同时具有更多失望的一年。

“有希望”，意味着对于事务转机变革的可能性，存有乐观的展现。在政治领域“有希望”，也意味这整体国家“有希望”。相反，政治冷感就是对于政治、领袖及体制不抱希望，颇有“哀莫大语心死“之意味。

2005年，我们之所以怀抱希望，乃是因为以往人们所不曾看到的政治现象，开始发生。首先，首相一上台不久就宣布的调查警察部队皇家委员会，终于在今年5月，公开了其报告书。

这项报告书，为人民开启了政治改革的希望。当然，国家体制的改革，涉及额领域方方面面。尤其关键的，乃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对于掌握国家大权，牢控行政，及国会的政府，我们不必奢望改革的第一步，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核心。

在多年威权政体的宰制之下，警队改革的行动，确实为人们对更为广泛的国家体制改革，提供了希望的基础。虽说不是，国家体制改革的最关键，没有人会认为累积多年的警队腐朽文化，得以一夜之间，马上改变。因此，皇家调查委员会，也给予各项具体改革提供了时间表。

2005年行将结束，很多具体改革的时限，也纷纷过期。连委员会最重要的建议：立法设立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也依旧遥遥无期。或许是命运的作弄，接近年底，竟然发生数名中国女子指责大马警方索贿不遂，进行扣留羞辱的案件。事态后来尽然演变成手机录象风波。

事件的开端，固然令人震撼。但对于熟悉我国警队运作，也算是一种改革的希望。对很多人来说，警队滥权时有所闻。但是，在多年来的威权政体下，这方面的报导及揭发，始终无法浮上台面。

这次的揭发，人民直觉上就对政治改革，抱有希望。当执政及反对党，甚至各媒体能够对事件共同关注，这确实是可喜的现象。但是，人民满怀希望的日子，并不太久。

腐朽势力的傲慢反扑、最高领导人字里行间对于媒体报导的不满、转移视线呼吁当局对付揭发事件的反对党议员，凡此总总，显露的是更为恶劣的政治文化，改革的希望，遂再度成了如梦幻影。

政府固然（再度）设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但调查对象仅仅是警队裸蹲程序，及偷拍案的主角。对于之前的中国女子受辱案，却仅仅因为录象主角是马来藉女子，目前依旧不了了之。对于这个调查委员会，人们不再敢抱以太大的希望，不仅是其运作过程的争议，还在于人们已经不想在此面对希望后的更大失望。

希望转为失望的例子，还包括了之前沸沸扬扬的AP事件。国会朝野议员炮轰贵为国际贸工部长，也是国家体制健全化的萌芽现象。但是，事件最后草草了事，涉案各方不仅不会受到检控当局的起诉，连部长的位置也安然无恙。当时，人们还满怀希望最高领导人会以重新组阁，建立真正清廉的治国团队。很可惜，这个希望，目前依旧只是希望。

2005年岁末，在经历众多只能带来失望的“伪希望”（false hope）之后，我们是否应该清醒了？连一些未必触及国家政治体制关键的领域，都不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改革，我们还能有更多的希望吗？在新的一年，人们是否还是应该在一些美丽言辞，空泛行动所制造的“希望”中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