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与宪法保障

我在《南洋商报》的新作，请赐教

宗教自由与宪法保障

登山英雄M 慕迪因病往生，却掀起其遗孀卡丽亚玛与联邦直辖区回教局争尸的争议。回教局获得回教法庭的裁决，M慕迪乃回教徒，以回教仪式进行葬礼，理所当然。然而，M慕迪遗孀难以接受丈夫已经转信回教的事实。

根据卡丽亚玛所言，M慕迪从来未曾向家人交待已经信奉回教，而生活方式也依旧依循兴都教徒的模式。原本，作为事实的争议，双方应该可以透过法律抗辩，各提证据，达致最终定案。然而，我国独特的民事－回教法庭的双轨制现象，却是此次争议的导火线。

卡丽亚玛高等法院申请裁决M慕迪并非回教徒。初步审讯过程中，高庭法官曾经询问代表回教局的律师，M慕迪遗孀并非回教徒，不受回教法庭的约束；如果民事法庭无法审理此案，她有什么申述诉的管道（remedy）？回教局律师回答，在此情况下，卡丽亚玛没有任何申诉的管道。



最终，隶属民事法庭体系的高庭法官还是援引联邦宪法121（1A）条款，以民事庭“没有权限”为理由，拒绝处理此案，也拒绝给予临时禁制令。联邦直辖区回教局，遂迅速让M慕迪以回教仪式入土为安。

律师公会对裁决表达不满，认为这等于否定M慕迪遗孀申诉的管道。回教法庭律师协会则认为，法庭的裁决是合理的；并认为非回教徒在此类案件中应该自愿受制于回教法庭，因为回教法庭是能够作出公正裁决的。

当然，M慕迪案件并没有因此告一段落。除了各源流报章评论探讨之外，较具份量的言论，首推首相署主管国会事务的部长拿督纳兹理的发言。纳兹理认为裁定一名人士宗教身份的工作，应该由民事法庭裁决；因为交由回教法庭裁决，可能会导致非回教徒对判决不满。但是，就政府是否会考虑针对121（1A）进行修宪，纳兹理却不置可否。

联邦宪法第121（1A）条文：民事法庭无权审理回教法庭权限下的案件






其他评论包括认为高庭应该更勇敢的审理此案，理由是联邦宪法121（1A）仅是禁止民事法庭审理回教法庭权限下的案件，而M慕迪案件由于涉及的是他是否是回教徒的判断。这是否全然是回教法庭的权限，并非定案。

实际上，只要回教局能够提呈足够的证据，即使由民事法庭审判，判决也未必有利于M慕迪的遗孀。回教法庭律师协会宣称回教法庭能够作出公正裁决，想必也不会是含沙射影，暗指民事法庭无法公正审理案件。既是如此，由民事法庭判案，又有何不可？

对比于英国的”国会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我国实行的是”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 Supremacy)的原则。即使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会至上”原则下，英国国会还是可以凭着良好的宪政惯例，两线制的政治现实及法治精神的传统，得以扮演好国会的角色。然而，我国执政党长期掌握国会绝对优势，使到修宪成为过于容易的事。联邦宪法121（1A）条文在立国时并不存在，而是在修宪频频的敦马哈迪掌政时期加入的。

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赋予人民许多的权利，这包括第11条款的宗教自由；但也充满着许多自我否定的但书（proviso）条文。人们常说联邦宪法是立国的社会契约。但有趣的是，这个契约是在可以在订立之后，未经立约各方共识就修改的。这里所说的“修改”不仅仅是指国会立法的正式修正，也包含宪政学者及法庭的诠释。

联邦宪法第十一条：信仰自由










在前首相929的“回教国”宣示后，我们看到国际回教大学及马拉工艺大学的法学系，就常常在法律学术的论坛上，对宪法的世俗性进行质疑；并扩大对于联邦宪法第3（1）条－有关“回教乃马来西亚国教”的诠释。非回教徒在法学论述的场域近乎缺席，形同放弃学术诠释权，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危机。


联邦宪法第3（1）条：回教乃联邦之宗教








当然，更大的危机可能还是在于宗教政治在大马的日益深化。部分回教社群已经开始认为，宗教必须涉及社会的层层面面，包括政治及法律。作为“英殖民地异教背景的遗产”，有者更开始质疑民事法庭继续在大马社会生活存在的合理性。

首相阿都拉宣称，处理宗教的法律不应引起浑淆及各宗教社群的不安。一般认为首相的宣示，仅仅会落实于检讨国民更换宗教的程序，而不至于检讨宪法121（1A）条文。人们认为，面对在M慕迪事件中立场鲜明的回教党，首相并无法采取一些可能被视为违背回教社群意愿的举措。

当然，首相是否会全然以政治权谋的角度决定行动的方针，目前仍然是个问号。但肯定的是，任何实际的行动，将可以成为判断“哈达里回教”，究竟是否真的具有中文翻译中“开明回教”的内涵；还是不过是另一个政治抗争的话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