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垄断的伤害

南洋商报拒绝刊登以下的稿件，请拜读指教，谢谢！

媒体垄断的伤害

资本家意图垄断市场，本来是资本主义逻辑下可以预期之事。市场垄断意味着资本家对各种市场因素的掌控，对于垄断企业的获利有显著的功效。
然而，可以预期并不代表一般消费群必然要臣服与此种逻之下。反对垄断不仅仅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显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法律甚至还要对于垄断行为进行监控取缔。
不能否认，某些资本家对于企业发展的雄心，可能超越简单的获利动机，也可能还有文化领域的情结因素。然而，无论此种雄心如何冠冕堂皇，它是否非要以垄断的手段来打造？
媒体的垄断行为，毕竟比其他领域来的精彩。某些媒体要以宣扬正义，作为市场号召的手段，作态对社会畸形发展评头论足。但是，在面对自身垄断行为时，又摆出了何种姿态？
部分媒体工作者为了维护垄断行为，竟然提出企业家的过去纪录，作为垄断的“合理“依据。过去纪录如何？正如任何的历史评价，都应该由各家观点交流交锋后，才能定夺。但是，媒体的垄断，恰恰好扼杀了这个多元交流的空间。
我们姑且相信这个所谓的“良好纪录“，再作个简单的逻辑分析：垄断前的行为是否能够等同于垄断后的行为？
垄断是市场结构性的弊端，对于群众的伤害，经济学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是结构性的弊端，绕过结构分析而专注于企业家个人的行为纪录，其实是一种离题失焦的论述，也是互主言论必然落入的逻辑误区。
企业家号称要建构以中华文化为轴心并且强大的媒体，抗衡强势的西方媒体。这种说法其实包含着否定西方媒体垄断的意涵。对于本身就在进行垄断行为的媒体而言，这种说辞乍看合理，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更何况，所谓抗衡西方媒体，理应是在西方群众当中传达亚洲观点，与本土同质媒体的并吞，风马牛不相及。
虽然自相矛盾，上述言论实际上可能会有其号召力。以族群文化为号召，实际上可以牵动不少中华民族群众，甚至是“文化中国“圈内知识分子的种族情结。
但是，这种树立外敌，以合理化族群大一统的动员，实际上与较早前凯利提出，令人诟病的“种族输赢论“没有太大的分别。
不能否认，有不少人可能认为壮大中华民族声音的“大义“，应该超越媒体垄断的“小弊“；但这是否只是另一种民粹式的文化论述？是否与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所矛盾？值得大家探讨。
媒体垄断看来已是既成事实，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忘了马华公会的贡献。五年前种下的因，今天总算开花结果。脱售南洋报业，也与抚顺华社意愿，毫无关系，连马华领袖也声明脱售原因在于南洋报业的亏损。
当今马华领导层是否有过将功补过的机会？绝对有。只要把股权脱售予无政党背景，并且不会造成媒体垄断的买家就行了。在无须公开抨击前朝领袖错误的情形下，现任领导确实有矫正过往错误的良机。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显示当今马华领导，与前朝领导如出一辙，视华社民意为粪土。南洋商报在垄断媒体集团之下有什么“冬瓜豆腐“，马华公会必然难洗“南洋送终人“的永世污名。即使南洋没有什么“冬瓜豆腐“，促成报业大一统，造成报业垄断的历史性角色，已经是本届马华领导的历史印记。

粗暴政治压倒理性学术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指教

粗暴政治压倒理性学术

土著股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目标之一，向来都成为巫统得政治论述之一。当新经济政策于1990年届满时，巫统主导的政府一直都以土著股权未达目标的目标为理由，执意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措施。
近两年，种族主义气焰日益高涨，谈论国家经济分配成了种族主义政客利用操作的议题。去年巫青团代表大会除了有高举马来剑的画面，其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要求政府，从新正式的实行新经济政策。
到了今年，种族主义政客更是掀起“边缘化”论述的风潮。实际上，此一论述（说“论述“恐怕是太抬举了，应说是“叫嚣”），也和巫统政权欲以种族号召，重夺所流失的政治支持有关
在此情况下，亚洲策略与领导学院属下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提出质疑对于官方土著股权占有率的数据，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反弹。该报告提出土著股权占有率估计已经达到45%，而非官方宣布的19%，远远超越新经济政策的目标。
对于决定国家政策的重要数据，国内社会学界有当仁不让的探讨职责。国内国立大学林立，多年来竟在此领域没有显著的学术成果，令人失望。当然，如果不能做到先知先觉，至少在跟进评论方面应该不能缺席，但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探讨，除了指责报告“具有政治意图“的喊话。
巫统领袖会如何面对这份学术报告，不难预料。丹斯里慕尤丁，把该项报告形容为“垃圾“的说法，应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如果慕尤丁的指责是配合论据及论点的辩驳，“垃圾”的用词还可以勉强原谅。然而，我们是否又看到这类的论据？粗暴用词背后显露的可能是民粹动员的意图，也或许是没有反驳论据而刻意离题的伎俩。
对于亚洲策略与领导机构报告当中，提出的研究方法。支持官方数据的其中两个回应是：第一，该报告提出把官联机构也归纳为土著股权的做法并不恰当；第二，报告运用股权的计算是以公司市值，而非面值。
实际上，官联机构管理阶级几乎由土著垄断，已是不争的事实。政府虽然宣称官联机构属于全民，但有两点需要向人民交代：第一，官联机构盈利的分配到底应用于何处？第二，官联机构大力进军企业拥股，其背后难道丝毫没有贯彻新经济政策的议程？
至于“市值“-”面值“的争议。无需专业理论，运用基本常识都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探讨当下的股权拥有，不以现有的价值，而运用已经成为历史的价值，根本上就站不住脚。
当然，学术上站不住脚，未必等于政治上站不住脚。掌握主流媒体的巫统政客，自然会巧妙的掩盖实际的讨论，散播情绪的语言。政治压力下的道歉，更是企图以粗暴政治，逼迫学术就范的卑鄙做法。
然而，粗暴政治，也未尝不能解读为当今政权危机感的显现。在这一片的纷纷扰扰当中，已经有人提出，无论是19%还是45%，一般的人民，包括政客说要捍卫的族群，根本享受不到利益。
谎言被揭穿之前，总会有激情的捍卫。学术揭示的真理，虽然会面对一时的打压，但产生的很可能是欲盖弥彰的果效。身为平民百姓的我们，固然没有部分学术人员的专才与胆识；但是把政客谎言背后的真相，广为流传于我国各族民众，应该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分内之事。

警队加薪诉求败反映了什么？

最近忙自己的婚礼，要不是很多朋友的帮忙，还真的是忙不过来。福祺已经一再催我要更新我的部落，所以在此上载我的最新作品，敬清指教：

警队加薪诉求败反映了什么？

大马警察总长丹斯理慕沙哈山刚上任，就提出要打击高扬的犯罪率及整顿警队效率。总警长同时也提出当今警察人员薪金过低，使他们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尤其居住在城市地区的警察，更是生活在贫穷线下。
虽然对于警方效率及公信都颇又不满，但是在提升警队福利的课题上，社会人士已搬上还算蛮支持的。实际上，提升警队福利，正是去年公布的皇家警察报告所提出的建议之一。
首相阿都拉否决了总警长提升警察薪津的建议，反之建议以提高津贴的方式提升警察的福利。首相的建议当然是顾及政府宏观财政能力才作出的。
其实，提升公务薪金，对于当今政权肯定有着巨大的政治利益。此次全国总警长高调提出提升薪金的要求，但政府依然无法漂亮答应，某种程度上显示国家经济的实况。
公务员的福利，对于公共服务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身负维护日益恶化治安的警察，福利的低落不仅难以令警察更无后顾之忧的执行任务，甚至还可能处促成贪污问题的持续恶化。
归根到底，公务员体系的效率低落，很可能与政府对公务体系的态度有关。不久前，政府还宣布将以增加新公务员人数的方式，舒缓大专生失业的问题。这种方式无疑将制造更为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对于效率的提升，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常常指责西方国家的失业补贴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负担。但是，以公务员体系吸纳无法在私人界立足的人们，其可能付出的社会代价，可能更大。
民事服务的低落，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国内教育，治安，财政及其他公共设施的不完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于公务员体系无法吸引人才，而沦为供养一群低竞争力官员的地方。
事实上，政府应该鉴定关键的民事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及治安等等，并大力提升这些部门的专业性。专业性的提升当然还包括的福利的提高。
政府缺乏资源发展这些领域，很可能并非全然是缺乏经济能力，还关系到国家发展取向的问题。很遗憾，党国资本对于国家资源的掏空，即使在经济不济的情况下，依然屡见不鲜。这些资源难道不应该运用于提升民事服务，包括提升公务员薪金方面吗？
警方常常被视为维护当政者利益的工具。然而，实际上，当政治无法清明。一般警察人员，都可能深受其害。
警队提出调整薪金不成，对于争议多时的独立警队投诉委员会的建立，肯定会增加更多的障碍。反对独委会成立的声音，可能回因为部分警员为宣泄不满而变得更为嘹亮。
独委会的成立，拖拖拉拉，始终令人感觉当今政府缺乏政治决心。再加上目前福利提升警队福利工作无法执行，我们不免感叹，国家政治的大环境不改，加上政治领导人更关心维护政权朋党，凌驾于其他一切；人民整体生活素质，看来难以在短期内可以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