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癌症医疗费看全民医疗经济
从癌症医疗费看全民医疗经济
首相拿督斯理阿都拉的丧妻之痛,举国人民都能深深感受。作为全民的首相,阿都拉毕竟没有在个人的悲痛中忘却对于全民的责任。其中,从首相夫人患癌过程的痛苦,首相希望其他人民,尤其是穷苦人民,无须为高昂的治癌费用,承受更大的痛苦。
癌症是相对现代的一种疾病。最恐怖的是,癌症细胞原本就来自于身体本身,而非外部的敌人。从心理层面,癌症甚至可被理解为身体自身的背叛。治癌疗程的困难,恰好在于癌细胞与一般细胞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任何抗拒、消灭癌细胞的疗程,必须在抗癌与伤害正常细胞之间作出平衡。
癌症在现代社会日益普遍,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致癌因素,大多并非单一,所以防止癌症的工作,面临一定的难度。数年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华裔患癌率竟高达25%。微观的个人因素,除了基因遗传之外,其他诸如饮食、压力及生活习惯或许有其可以掌控之处。但宏观性的因素,社会生活及就业状况、工业污染、空气与食水的变质,恐怕就不是个人可以抗拒的。
虽说“预防胜于治疗”,但人们确实应该接受“防不胜放”的残酷现实。令人欣慰的是,癌症固然可怕,但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使抗癌的医疗手段进步神速。许多的癌症,已经不再是无可药救的绝症。
但是,现实是,高科技的医疗,往往意味着高额的医疗费用。有鉴于此,首相承诺致力把癌症治疗费用,压到最低水平,是体会到一般人应对癌症时无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癌症治疗费用的昂贵,来自于西方社会对药物专利权的掌控。对于投资巨额研发费用的商业机构而言,药物费用高昂,是持续性发展的无奈现实。事实上,当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全球社会普遍采纳的社会模式时,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下,基本的医疗手段,甚至颇具水准的癌症治疗,都可以在公家医院获得。相对于许多的国家,这是非常难得的。虽然对公家医院的投诉及怨言不断,但对于无法承担私立医院费用的人民,政府医院的存在,确实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我国社会一个难得的社会安全网。
首相宣布要降低治癌费用,对于行将实行的“全国医疗融资计划”(National Healthcare Financing Scheme),将起着何种冲击?值得关注。酝酿多年的“全国医疗融资计划”,用意主要还是要减轻政府对于医疗领域的经济负担。
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迟迟未向社会宣布计划的详细内容,颇有微言。90年代,政府曾计划对公家医院进行“企业化”,以减轻政府对医疗领域的经济负担。但当时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弹,使计划无法全面获得落实。但是,某些外围服务,如药剂承包、医疗废料处理的私营化,却实际上实行了。
医疗外围服务私营化,必须放在马来西亚私营化政策的整体架构下,加以检视。其中,效率是否提升?外包服务价格是否合理?皆是人们所关注的。在国家这些年来的政经结构下,再加上私营化政策所展露的面貌,一般民众看来很难具有信心。
“全国医疗融资计划”是否与“企业化”异曲同工,是人们最大的疑虑。政府至今对计划内容的宣布,非常的有限,其中包括:这并非“全民保险”的计划;但却以“富有的资助穷苦的”为目标。如果所谓的跨阶级的资助(cross subsidy),并非由全民保险的方式进行,逻辑上,这应该只是另一类以收入为计算基础的附加医疗税务。
其实,如果政府无意涉及管理难度极高的全民保险,就应该鼓励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无论新的医疗经济形态如何,看来政府还是会对最低阶级人民的医疗,作出某种程度的承担。中上阶级的人民,就可以以商业医疗保险辅助日益紧迫的医疗费用。更何况,保险领域的整体发展,也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也有着推动之效。
无可否认,部分医疗经济学者对商业保险的风险评估(risk rating)模式,有所顾虑。然而,在马来西亚的现实下,倘若由政府甚至法定组织收集医疗保费,人们不免担心会遭受官僚体制效率低落,而延伸的种种问题;甚至党国资本的介入掏空,也是不容忽视的危险。在这方面,公积金局及高等教育基金的表现,就值得令人借鉴。(作者为医疗保险顾问暨WA Online 网络电台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