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癌症医疗费看全民医疗经济

我在南洋商报《有辩则刚》的作品

从癌症医疗费看全民医疗经济

首相拿督斯理阿都拉的丧妻之痛，举国人民都能深深感受。作为全民的首相，阿都拉毕竟没有在个人的悲痛中忘却对于全民的责任。其中，从首相夫人患癌过程的痛苦，首相希望其他人民，尤其是穷苦人民，无须为高昂的治癌费用，承受更大的痛苦。

癌症是相对现代的一种疾病。最恐怖的是，癌症细胞原本就来自于身体本身，而非外部的敌人。从心理层面，癌症甚至可被理解为身体自身的背叛。治癌疗程的困难，恰好在于癌细胞与一般细胞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任何抗拒、消灭癌细胞的疗程，必须在抗癌与伤害正常细胞之间作出平衡。

癌症在现代社会日益普遍，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致癌因素，大多并非单一，所以防止癌症的工作，面临一定的难度。数年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华裔患癌率竟高达25％。微观的个人因素，除了基因遗传之外，其他诸如饮食、压力及生活习惯或许有其可以掌控之处。但宏观性的因素，社会生活及就业状况、工业污染、空气与食水的变质，恐怕就不是个人可以抗拒的。

虽说“预防胜于治疗”，但人们确实应该接受“防不胜放”的残酷现实。令人欣慰的是，癌症固然可怕，但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使抗癌的医疗手段进步神速。许多的癌症，已经不再是无可药救的绝症。

但是，现实是，高科技的医疗，往往意味着高额的医疗费用。有鉴于此，首相承诺致力把癌症治疗费用，压到最低水平，是体会到一般人应对癌症时无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癌症治疗费用的昂贵，来自于西方社会对药物专利权的掌控。对于投资巨额研发费用的商业机构而言，药物费用高昂，是持续性发展的无奈现实。事实上，当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全球社会普遍采纳的社会模式时，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下，基本的医疗手段，甚至颇具水准的癌症治疗，都可以在公家医院获得。相对于许多的国家，这是非常难得的。虽然对公家医院的投诉及怨言不断，但对于无法承担私立医院费用的人民，政府医院的存在，确实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我国社会一个难得的社会安全网。

首相宣布要降低治癌费用，对于行将实行的“全国医疗融资计划”（National Healthcare Financing Scheme）,将起着何种冲击？值得关注。酝酿多年的“全国医疗融资计划”，用意主要还是要减轻政府对于医疗领域的经济负担。

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迟迟未向社会宣布计划的详细内容，颇有微言。90年代，政府曾计划对公家医院进行“企业化”，以减轻政府对医疗领域的经济负担。但当时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弹，使计划无法全面获得落实。但是，某些外围服务，如药剂承包、医疗废料处理的私营化，却实际上实行了。

医疗外围服务私营化，必须放在马来西亚私营化政策的整体架构下，加以检视。其中，效率是否提升？外包服务价格是否合理？皆是人们所关注的。在国家这些年来的政经结构下，再加上私营化政策所展露的面貌，一般民众看来很难具有信心。

“全国医疗融资计划”是否与“企业化”异曲同工，是人们最大的疑虑。政府至今对计划内容的宣布，非常的有限，其中包括：这并非“全民保险”的计划；但却以“富有的资助穷苦的”为目标。如果所谓的跨阶级的资助(cross subsidy)，并非由全民保险的方式进行，逻辑上，这应该只是另一类以收入为计算基础的附加医疗税务。

其实，如果政府无意涉及管理难度极高的全民保险，就应该鼓励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无论新的医疗经济形态如何，看来政府还是会对最低阶级人民的医疗，作出某种程度的承担。中上阶级的人民，就可以以商业医疗保险辅助日益紧迫的医疗费用。更何况，保险领域的整体发展，也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也有着推动之效。

无可否认，部分医疗经济学者对商业保险的风险评估(risk rating)模式，有所顾虑。然而，在马来西亚的现实下，倘若由政府甚至法定组织收集医疗保费，人们不免担心会遭受官僚体制效率低落，而延伸的种种问题；甚至党国资本的介入掏空，也是不容忽视的危险。在这方面，公积金局及高等教育基金的表现，就值得令人借鉴。(作者为医疗保险顾问暨WA Online 网络电台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