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普通法？

废除普通法？

联邦法院院长敦阿末费鲁兹提出：马来西亚应该废除英国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的应用。他认为，在国家独立50年后，如果我国司法制度依旧引用英国的普通法，这证明思想依然被殖民者统治。
费鲁兹是在“阿末依布拉欣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宣布以上观点。已故阿末依布拉欣教授(Professor Ahmad Ibrahim)是本地知名法律学者。其法律主张之一就是强化大马法律的本土性。
要达到这个目标，阿末教授建议废除本地司法制度与英国普通法的纽带，建立马来西亚普通法( Malaysian Common Law)。此外，他强调本土法律应该更多的采用回教法律的原则。
阿末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做出上述的建议。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此建议，尚不甚敏感，因此针对此一课题的探讨也相对的欠缺。在法学界，当时的观点认为，由于马来西亚的法制历史相对的短，因此贯彻阿末教授的建议，尚未是时候。
然而，在今天民事法庭与回教法庭权限争议不休，以及宗教政治抬头的年代，联邦法院院长再次提出废除采用普通法的建议，意义非同凡响，值得人们更为关切。
8月22日《马来前锋报》以头版报道此新闻，显示对此消息的重视。《马来前锋报》的风格近来非常凸显。此次高调报道此消息，在种族政治的脉络下，想必是要向马来社群传达某些讯息。
敦阿末费鲁兹提出，我国引进英国普通法的依据《1956年民事法律法令》应该被修改，以全盘切断法庭引用英国普通法的法律基础。
在当前社会以及政治脉络下，提出废除英国普通法的引用，政治意味显然大余学术考量。即使不是政治性考量，那也是文化中心主义使然而产生的建议。
人们必须理解，《1956年民事法律法令》有关引进英国法律的条文（第3 以及第5条文）列明，引用英国普通法并非毫无条件。
该两条文都明确指出，英国普通法以及衡平法的原则，只有在没有本地的法律或案例时，方能加以引用。即使要加以引用，法令也明确指出所引用的英国普通法，必须是符合我国国情，以及能够被我国人民及风俗习惯所接受的。
简单来说，如果某个案件涉及本地法律，而法律条文适用，案件根本很难引用英国普通法，作为申辩的依据。即使引用，那也只是提供法官作为参考的判例，而没有强制法官必须遵循的效力。
所以，通过《1956年民事法律法令》引用英国普通法，是只有在我国成文法以及案例存在真空(lacuna)的情况之下，才能引用。而且引用的时候也必须确保符合国情，否则法官可以毫不考虑。
普罗大众如果不理解法律的细节，情有可原。然而，司法以及法律界人士，却没有借口不理解《1956年民事法律法令》对于引用英国普通法设下了重重限制。
实际上，英殖民者在离开马来亚前，遗留下《1956年民事法律法令》，本意是要确保在法律出现真空现象的时候，不至于无法可依。
随着国家法律体制的日渐成熟，法律真空的现象应该会日益减少。英国普通法的引用日渐减少是必然也是自然的趋势，根本无需高调大谈废除。
如果司法的首要功能是伸张正义，英国普通法的引用究竟实际上对此司法功能构成了什么影响？我国司法判案过程当中是否过多的引用英国普通法？如果没有产生实际的问题，提出废除普通法的原因，恐怕只剩下“摆脱思想殖民”这等政治动员式的伪论述了。
或许，此次废除引用英国普通法的最关键用意，并不在于“废除”，而是要“李代桃僵”：正式引进宗教法进入民事法领域。敦费鲁兹就在同一场合也提出要提升回教法在我国法律的地位，间接透露了某些蛛丝马迹。
“废除”引用英国普通法加上“提升”回教法，整体而言，就是法律回教化的过程。各族人民对此议程不可不察。
民事与回教法庭权限之争一直没有定案。这原本属于政治领域的难题，解决方案一再搁置。然而，如今司法界开始表态，恐怕足以建立极具倾向性的既成事实。
“搁置”讨论，对于许多问题而言，未必等于课题真正的“搁置”，而是在无透明度的情况下“陈仓暗渡”。这是对于我国政治生态稍有理解的人们，都领会的事实。
在国家欢庆独立50周年的同时，社会各方，包括政党已经开始积极投入捍卫《联邦宪法》内容与精神的工作。“不怕慢，只怕站”，前路困阻艰巨，但正视问题不逃避探讨或许是各方最应该拥有的基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