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过时法律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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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时法律的姿态

台湾日前纪念解严二十周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更号称要发动第二波的民主化运动。正如当年蒋经国总统所面对的，许多国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都必然会遗留下一些未必符合当代民主人权需求的体制及法律。
马来西亚独立建国50年，但法律体系在英殖民地就已有雏形。许多法律的出现，都有起历史的脉络。大马《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基本上是承袭了英国的《官方机密法令》。
英国1911年版的《官方机密法令》乃是一项应对二十世纪初欧洲战争时猖獗的谍报行为。即使无须考究历史，从大马版的《官方机密法令》条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发现，法令主要面对还是军事国安机密泄漏的案例，而非其它。
任何继承国家统治权的领袖，都有责任审视旧有法令是否切合时代要求。但理论往往与现实背道而驰。以大马《官方机密法令》而言，面对如此过时法律的可能姿态及行动如下：
第一，废除过时法律。反之，以保障人民获取公共资讯自由的法律取而代之。资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法律的精神是，人民有权获得政府施政的资料。
相关部门必须在民众正式要求下，提供公共资讯。如果部门拒绝民众的请求，则必须提供具体理由。政府部门的拒绝理由，将可以收到司法审核，由法院裁决是否合理。
至于《官方机密法令》当中保护国防机密的条文，这可以另设法律以严谨方式限定于国防机密的范畴，并必须有国家安全局势的背景，方能运用。
第二，保留但局部修改过时的法令，使其更符合现代民主精神。这包括提高提控的技术门槛以及论证责任。明文限定触犯者能够基于公共利益为抗辩免责的依据，以保障媒体及监督者。
当然，这种做法，充其量也只应该是废除法令的过渡举措。实际上，由于官方没有法律义务提供公众公共资讯，除非具有非常管道，人民还是很难行使知情权。
第三，保留并修改过时法令，使其更为严苛。这是实际上也并非一个可能的姿态，而实际上是我国法律发展之史实。在1980年代，我国《官方机密法令》已经大幅修改。
修改的方面包括：扩大“官方机密”的定义范围，并列明政府界定的“官方机密”，法庭无权审核（第16A 条文）；明显违背联邦宪法当中三权分立的原则。
此外，在修改过后，刑罚已经加重；控方一些关键的论证责任也已经转移到辩方（第8（2）条款）。这显然是刑事检控当中少有的现象。
第四，保留过时法令包括严苛的条款，增加使用。过时法令可以存而不用，也可以大肆运用，关键在于主政者的姿态。
人民公正党网页工作者陈仁毅，前几天被警方援引《官方机密法令》扣押调查，再度考验当今政权面对过时法令的姿态。
当然，被调查并不代表被提控，即使被提控也未必会被治罪。陈仁毅的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具体评述未是时候。
然而，在目前阶段，几个问题还是人们应当思考的：警方为何在一个明显无关军事机密以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当中援引《官方机密法令》？通过援引此法令，政府要向大众传达何种讯息？继本年初白浦大道合约事件过后短短半年，政府再度援引此法令（虽然都没有进入提控阶段）；这是否意味着当今政府打算增加此法令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