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再惹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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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再惹风波

全国总警长丹斯理巴吉里下令女警在官方场合必须佩带头巾，但在其他时间，即使是回教徒女警，也只是被鼓励，而非强制性的佩带头巾。总警长发言的时间，真是恰到好处。

人们刚刚经历某国民学校违背教育部指令，强制回教徒女生佩戴特定标准的头巾的风波。而现在也正是国会的时间。时机如此，当然会引发比平时更大的反响。

说来奇怪，服装问题在马来西亚，常常可以构成社会议题。不久前不是发生过回教大学强制毕业生佩带头巾的事件吗？其实，宗教是否如此强调服装模式？看来我们须要更多的宗教对话，才更能更好的理解。面向各宗教背景受众的媒体，也应该传达服装对于个别宗教的重要性，促进我国多元宗教社会的彼此理解与交流。

宗教服装所引起的风波，印象中还发生在邻国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政府禁止学童佩带头巾，导致一名坚持佩带头巾的学童（其实是家长坚持），不得上学。类似事件似乎，也曾经发生在法国；情况与新加坡的个案相似。

从较为广泛的层面而言，服装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不同宗教交流交汇时的冲突。在大部分的宗教信徒都面临世俗化的情况下，大部分宗教对自我信徒都没有太多的服装禁忌，更别说对非信徒的服装有所强制。在一般世俗生活交往当中，不同宗教信徒都秉持相互尊重，不刻意强调宗教信仰的平和态度。

实际上，在文化交流日益频密的今天，世俗化确实是多元社会最实际，也最能回避冲突的共存方式。世俗社会并不否定宗教的发展。但宗教毕竟是属于个体体验的心灵层次。宗教可以影响个人生活作业的模式，它也应该主要提供道德行为模式的原则性参照。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宗教形式主义的抬头。服装、饮食、符号等等图腾似乎变成宗教的最重要内涵。形式主义可以是宗教基层信众，理解宗教深奥义理的方便法门。更多时候，它也仅仅只是宗教创教人格身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性的社会习俗而已，绝非宗教最精深的内涵。

除了阻碍信徒达致更超越性的灵性提升之外，形式主义的奉行原本可以无须构成任何社会问题；它甚至可以成为社会多元发展的表征。但人们对于此次总警长指令的不满，乃是在于其“强制”性的的成分。

人类从自然状态，步入文明社会，就必然渡让部分的个人权利，让少部分的阶级掌握调控社会的权力。权力的诞生，实际上也意味着“强制”的出现。但随着极权统治的毁灭性教训，人类逐渐意识到，大部分领域无须“强制”的介入，甚至不可以有“强制”的介入。

人们往往忽略，形式主义的抬头，实际上是宗教政治化的必然结果。当政治权力介入宗教范畴，或者宗教势力介入政治权力时，政权的合法性，就无可避免的来自于对于宗教事务的监控。对比宗教意识的监控，宗教形式的监控（如服装管制）往往更为容易执行，也更能有在群众当中直观性的效果。

当群众沦为宗教政治动员的狂热参与者，而牺牲掉制度伦理的认知与实践潜能时，这是此岸的堕落。当信徒受困形式主义的牢笼，无法提升宗教灵性的认知，以及不能立足当下实践宗教更为本质的大爱时，那是心灵的堕落。这双重堕落，是宗教政治化的因，也是果。

我不觉得总警长是极端的宗教分子。实际上，下令女警只在官方场合佩带头巾，其他场合就自由行事，某种层度是公私分明的作风。但是，由于指令即涉及“强制”，又涉及非信徒，我们就不得不作出宗教－权力结合的结构性分析，来探讨个别掌权者举措是否是某些意识形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