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捍卫联邦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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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捍卫联邦宪法？

由一群非政府组织共同组建的“ 11条款联盟”，最近举办全国巡回讲座，题为“联邦宪法：保护全民”探讨联邦宪法对于宗教自由的保障。在槟城的讲座，却引来一批回教徒在会场外示威抗议。据报导，警方在讲座召开后不久，便下令讲座解散。

警方此举引来各方的批评，原因是“联邦宪法：保护全民”原本就是一个合法的讲座。而聚在场外的示威群众，却属于非法集会。警方放任非法集会，解散合法的讲座，不免令人感到执法上的严重偏袒。

当然，集会甚至示威原本就是联邦宪法下所赋予人民的权力。反对讲座会举办的回教徒，肯定有表达自我观点的权力。示威集会如果只是表达意见倒也无可争议。但是警方的专业判断却认为讲座会不适合继续举行，显示示威群众的情绪已经高涨，甚至可能失控。

会议由于场外干扰导致流会，在马来西亚，并非新鲜事。1996年第二届东帝汶大会也发生过类似的闹剧。当时冲入场内砸场的，是国阵成员党青年团的成员。警方受召援助却珊珊来迟，到场后还扣留与会者，放过滋事者。此次集会虽未演变成如此结局，但警方所持的双重标准，却是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这些，原本是“独立警队投诉及偏差委员会”可以执行的任务。奈何此委员会的建立目前依然未见曙光。

据悉，警方已经完成对示威群众的调查，并可能进行检控。但除了对付示威者外，警方当天的判断及举措，或许也须要进行检讨。负责警官在处理如此状况时的判断基础为何，有必要受到探讨；并设立相应的标准程序，确保在未来，警方能真正做到保障人民合法集会的职责。

谈到“11条款联盟”的讲座内容。其实，在登山英雄慕迪的争尸案后，我国法律体系确实出现厘清某些宗教议题的须要。这是连当今政府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作为我国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自然有必要成为任何改革的基础。“11条款联盟”巡回讲座，目的想必是希望人民更理解联邦宪法的对人民的承诺，从而寻找解决当前争议的合理方案。

相对于英国，我国的宪法是成文的宪法，同时也是是立国的根本。我国联邦宪法第二部分，第5到第13条款保证人民的基本人权。第11条款是关系到宗教自由的条款，列明：“人人皆有信奉及履行宗教的权利…”；但11条款第4副款却给予政府“立定法律限制其他宗教向回教徒宣教的行为…”。

在槟城参与示威的其中一个非政府组织TERAS主席莫哈末阿兹米指出：“他们展开反对是因为“11条款联盟”所推动的请愿书，以宪法权利作为掩饰，而实际上却是有关叛教和改变宗教的课题，这是两个穆斯林最为敏感的课题”。

然而，课题敏感并不能成为断绝他人探讨问题的借口。其实，叛教和改变宗教的课题同样是非穆斯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联邦宪法宗教自由的承诺。信奉履行宗教的权利，与改变宗教的权利，根本上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说两者并不相同，可真有玩弄字眼之嫌。

2001年的一项高庭裁决判定[1]：“叛教”并不等同于11条款中列明的“信奉及履行宗教”，所以并不受联邦宪法第11条款保障。法律学者一般认为，关系到基本人权的条款，理应在被诠释的过程中，给予更为丰富的内涵，而不是进行狭义、字面的诠释。奈何我国法院至今还未全面贯彻上述原则。

我并未出席“11条款联盟”的讲座。但以慕迪事件后的议论方向判断，讲座的焦点恐怕并不会专注于联邦宪法11条款，而是第121（1A）条款，有关民事法院与回教法院权限的争议。1988年，国会通过修宪，致使高庭无法检讨回教法庭的判决。

慕迪的回教徒地位，最后还是由回教法庭确立了。但其遗产地位或者还可能引来另一场的法律诉讼。慕迪死为回教徒，身为非回教徒的遗孀将一无所获。实际上，转换宗教的案件有时也涉及子女抚养权的课题。如果一方为回教徒，一方为非回教徒，案件应交由民事法庭，还是回教法庭审理？孩子的宗教由如何决定？

这一系列的灰色地带，皆须要各宗教背景的人民，共同探讨，达致多赢的方案。暴民政治企图断绝议论，必然是多元种族社会的毒瘤，除了刑事取缔外，各照确实应该大力批判，以免类似的极端思想得以蔓延滋长。

无疑，联邦宪法至今还受到表面上的尊重。她不会被全面撕毁，但却时时受到肆意修改及狭义诠释的侵害。成文宪法国家一般冀望司法成为宪法的捍卫者。事实上，我国司法成员就职宣誓中，就包含了对联邦宪法的捍卫。联邦宪法是国家保障人民的最庄严承诺，但也只有我们明确、有效的捍卫宪法，宪法才可能保障我们。

捍卫宪法，始于足下，首要动作就是让更多的公民，理解宪法的内涵。这恰好是中文源流华裔社会相对缺乏的。或许，是时候有举办由华语为媒介的宪法巡回讲座会了
[1] Daud bin Mamat & Ors v Majlis Agama Islam & Anor [2001] 2 MLJ 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