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极端种族主义划清界线

我在南洋商报的评论，请指教

与极端种族主义划清界线

格拉那再也区国会议员卢诚国在本季国会发表辩辞，提及数项值得关注的课题。这当中有三项引起争议。第一，卢诚国认为目前的历史教科书，在阐述国家建国史上出现偏差，只着重某种族的贡献，忽视各族共同付出贡献的史实。第二，卢诚国提出，除了回教之外，我国各宗教面对着膜拜场所的建立及维系，受到政府各级官僚的刁难；第三，政府打算实施在官方仪式上进行的祈祷诵经指南，并未与各宗教进行协商，有违我国多元种族及宗教的互敬原则。

国会本来就是代议士代表人民发言的场合。就拿以上第二个课题而言。联邦宪法清楚阐明各族信奉宗教的自由。各宗教不奢望政府能够积极资助建立膜拜场所也罢。但是时有所闻地方及联邦官僚刁难民间建立膜拜场所的事件，就显示了某些官员违背立国契约的行径。

执政党内的华基政党，往往把问题归结于各级官员的行政偏差，并非执政党的治国政策。如果华基政党的解读正确，卢诚国的提问应该也不会构成任何的问题。在国会提出，可谓提醒各部门的负责人更为关注部门官员的偏差，为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及形象，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卢诚国的提问并没有如斯效果。反之，却引发了种族分之的无理叫嚣。巫统格拉那再也区巫青团团长阿都哈林就率领了50人，浩浩荡荡直闯卢诚国的国会选区服务中心，丢下一封“最后通谍“，限定卢诚国解释。

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当中，有一个画面是令人难以忘怀，及令人深感悲哀的。那就是当年《全国华团大选诉求》一周年庆遭到种族极端份子炒作引发的风波。当年新闻记者拍摄了一个我国政治史上的黑镜头：诉求工委会代表谢春荣律师接受巫青团抗议书时，被当时脸孔嚣张的巫青代表辱骂的画面。

人们都很愿意相信，黑暗的历史终究已经是历史。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新的政治领导人之下，一个形象中庸，向人民承诺要“听真话”的领导团队当中。然而，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不免令人怀疑，一切真的改变了吗？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可以出现三个可能：第一，卢诚国碍于形势，顾全大局，不得不向恶势力低头，公开道歉，收回言论。这种发展的最大输家就是卢诚国本人。但对于社会而言，这或许还可以引发针对站不稳立场的政客的猛烈抨击唾弃，可能还会祸延其所属的政党；并再度引起部分人民的政治危机意识，及对政治人物及各政党的提出更严正的要求。

第二，由于卢诚国没有符合“最后通谍“的要求，部分政客基于各自动机，开始更热烈的炒作议题，某些语言报章当然也乐意加入战围，形势一度紧张，结局不知如何收拾。

第三，卢诚国事件被带到某些“关闭的门”后商讨，谁让步，谁道歉，谁受训斥，门外的人民老板，一无所知，事件看起来不了了之，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舞照跳，马照跑。过了一段时间，谁也不记得曾发生过这么一回事。

分析上诉三大可能，最后一项可能最可能发生，也为部分政客喜闻乐见。但是，这其实不是在纵容姑息炒作种族宗教议题的政客吗？谁能确保“关闭的门”后出现的不是违反公义的行动？

民事侵权法当中，有一个“代位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的概念：下属犯错，上司也难辞其咎。事到如今，相信又会有人提出那些种族主义的政客只是少数，无须担心。但如果真他们真的是“失道寡助”，领导人就应该更果敢执行大部份中庸群众的意愿，对付玩弄种族课题，阻扰各族坦诚交流的政客。

正义不仅要被执行，它更须要被看见被执行。唯有这样，才可能与极端种族政治划清界线，遏制种族主义政客继续危害马来西亚的政治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