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控道德须有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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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控道德须有界限

三年前一对华裔情侣在吉隆坡城中城公园，被隆市政府执法官员指控行为“不检点”，欲发出传票罚款。情侣指控该名执法官企图索贿不逐，方才开出传票。

事件经传媒报导，当年确实引起社会的普遍反弹。执法官可以基于一些朦胧主观的“不检点”条文，动辄“取缔”对付公共场合的市民，确实令人愤怒，也容易引发贪污的事件。当时社会声援之声不断，行动党还发起公开牵手运动，挑战当局进行更多的逮捕。

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政府终于以贪污罪行，提控两名涉案的执法官。然而，当人们以为情侣牵手事件行将终结之时。隆市政府依然基于情侣未缴付罚款，将他们提控上庭。

事件的最新发展，当然就是我国司法体系最高的联邦法院，对案件的某些法律议题作出了裁决。情侣选择不以一般华裔息事宁人的心态破财消灾，令事件有机会经历司法抗辩的阶段，这须要一定的勇气，也应该受社会人士认可。

联邦法院的裁决，虽然对于情侣不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罪名成立。要联邦法院裁决一个市政府的执法行动，看来有点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原本就是一劳永逸解决市政府立法合法性的管道。辩方律师挑战市政府立法的合法性，认为市政府无权订立监管市民“检点性”及“道德性”的法律。

如果依循三权分立的原则，身为执法/行政单位的市政府，原本不应涉及立法的程序。然而，立法机关通常不太可能对国家各层次大大小小的法规，进行立法。这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也可能基于对立法领域的熟练程度不足，而影响立法的素质。基于国家运作的实际性考量，现代国家大多赋予行政单位一定的立法权力。

“行政立法权”大多是由相关的立法机关赋予。通常，立法机关会订立较为笼统的“母法”(Parent Act)，并有条文允许执法机关立法立定特定领域的附属法规(subsidiary legislation)。

但是，由行政立法终究还是有违三权分立的原则，极可能带来权力集中，甚至滥用权力的现象。因此，行政法学发展出多层面制衡与监督的机制。其中一项就是通过司法审核，判定某些附属法规“越权”（ultra vires），因而无效。

在“情侣牵手案”中，市政府援引对付情侣的“不检点”法规，属于附属法规；是由“母法”－1976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76)赋权。1976地方政府法第102条赋予地方政府基于“卫生、安全、地方居民的舒适及地方政府之良好秩序”在21个领域进行附属立法。

仔细审视这21个领域，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明确被赋予监管的领域包括地方税收、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的维系、执照发出等等领域；事实上，没有一项明确指明地方政府具有监管市民“检点性”的权限。

然而，第102条最后一个领域，确实赋予市政府广泛及笼统的权力立法监管“任何不属于其他领域，但却是在执行母法时须要规范的领域”。这很可能是市政府的“救命稻草”，也使联邦法院在技术上可以判定市政府设立监管“检点性“的法规，并未“越权”。

当然，庄严的法律不应该仅仅从技术面考量。实际上，从联邦法院院长阿末费鲁兹在作出裁决时的发言，我们可以推测这项裁决主要并非基于技术考量。他指出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文化差异，人民是否有权利在公共场合拥抱接吻是可以被质疑的。

无可否认，对于过分及猥亵的行为，法律有权监管。但法律不应采取过于保守的角度看待公民的行为。很多人或许不会“身体力行“，在公共场合有过于亲密行为。我们甚至可以公然反对人们在公共场合行为亲密。但扪心自问，别人要做，路人也有不看的权利，这如何危害公众，如何构成须要执法当局立法监管取缔的行为？

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允许人民生活模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更何况我国是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社会。采取文化自我中心的心态看待他人行为，显示的只能是霸权而非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