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公民社会应立足现实

我在南洋商报专栏的新作，请指教

推动公民社会应立足现实

哗FM停播数月，尸骨半寒，近来在舆论界竟然还有针对停播事件炽热的讨论，凸现哗FM毕竟在马来西亚留下的深刻痕迹。这次跨媒体的论战，主要源于著名评论言潘永强先生在某华文报章一篇名为《粉丝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的文章。

潘文主要对比捍卫哗FM与重建校园民主的网上请愿书，连署人数目落差巨大，进而推论哗FM护台运动，并非公民社会展现力量，而仅仅是“粉丝效应”，并强调“不要把粉丝（fans）误以为是公民”。

这篇文章引来各方面支持与反对的论述，但在进入探讨各方回应之前，先让我们先来探讨整个论争的始作俑者潘永强的言论。凭心而论，潘文对马来西亚社会运动体制与韧性的期许，确实是为检讨任何社会运动包括哗FM护台运动，提供了极为可贵意见。

无可否认，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一些争议，主要还是在于运用了“粉丝”作为“公民”的对比；再加上把哗FM护台群众与周杰伦粉丝相提并论，就令人难以苟同。无论如何附加诠释，“粉丝”的一般理解毕竟充满种盲目崇拜的意味。把哗FM听众群，甚至保台运动的推动者，冠以“粉丝”之名，恐怕大有问题。

无可否认，马来西亚群众普遍上未能达到潘永强期许相对完善的公民品质，但以非此即彼的逻辑，断然全盘否定某些社会运动的意义，扣上“粉丝社会”的名号，这也未必反映真实。

如果说我国公民社会相对不完善，各方应该做的就是提升公民的素质。这当然包括对于公共议题的议论。哗FM《下班红绿灯》节目就是以此为定位。一般听众的言论，固然未能达到某些朋友的要求。但是，作为培育群众勇于发言，关心时事方面，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意义。

在宏观现实尚未改变的情形下，给予一般群众在公共空间发言，有助于提升探讨时事课题的风气。当议政风气蔚然成风时，宏观现实的改革，才可以期待。在这过程当中，或许群众还是节目主持，还未能全面达致理想的公民品质，但作为追求某些目标的努力，我们总要历经始于足下、循序渐进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某些长期叩应发言的听众，开始从议论课题的生涩，走向更能层次分明的分析状况；更有一些开始从表面的课题的触碰，走向更为深沉的结构与体制批判。

为了确保节目不会沦为对专门议题的泛泛而谈，我们也不时邀请专门领域的嘉宾，不仅提供专业性资讯，也与叩应听众交流交锋。然而，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哗FM 节目无可挑剔？毫无可以批评的余地？不然。

其实，如果《下班红绿灯》节目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不断成长创新，乃是基于这些日子以来，各领域的朋友尤其是平面电子及网络媒体朋友的不吝赐教。《下班红绿灯》属于大家：评论界、各领域专才、社团的朋友、各党派的政界人士、当然还有最主要的听众朋友。

保台过程如果有所谓的感性与悲情的成分，那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各界朋友曾经参与的共同空间。人们可以批判保台过程的感性与悲情，但却不能因此否定这群朋友聚集的空间，曾经是议论公共议题，提供群众表达意见的园地，这即使尚未是完美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那也算是朝向公民社会的努力。
以理想批判现实，其实一点也不困难。设定一个理想标准，当现实的实践者尚无法符合该标准后，大肆鞭挞。不能否认，现实运作必须时时以理想标准为追求目标。但就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发展而言，实际的工作还是在于立足现实，以最实际的手法，让人民群众开始关心并议论家国大事。站在清高的姿态批判群众及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恐怕没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