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募款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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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募款的省思

黄敬仁小朋友意外烧伤，获得社会各界的热心捐助，尤其在媒体大力协助下，得以筹措足够款项，进行治疗。虽然义款的处理，及透明度，过后引起一些争议，但整个事件展露的是社会温情的存在。

在义款处理出现争议时，有人建议政府建立机制控制类似款项，以确保公众的爱心不会出现被滥用的现象。其实，政府几年前确实曾经推行中央管制义款的措施。而促使政府推行该措施的，也同样基于一项公众募款活动，所出现的争议。

当年第三电视的一名前主播阿迪芭，因患上双脚瘫痪的疾病，极须到澳州治疗。基于该名主播是公众人物，募款行动也颇为顺利。在短短的数星期内，筹获三十九万令吉的义款。事后发生的争议是：有人质疑阿迪芭瘫痪的原因，传言并指出澳州医生的专业意见其实是：阿迪芭的病情可能是心理因素导致。

社会开始出现呼声，要求当事人公开交待病情，但基于病情属于个人隐私，最后没有公开。阿迪芭事件与黄敬仁事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阿迪芭事件主要在巫英文媒体报导，在华社当中反响不大。阿迪芭事件的捐助机关，有一些是款项较大的商业机构，黄敬仁事件的款项来源，从媒体报导得知，主要还是来自各媒体向大众筹募的款项。

阿迪芭事件，最后演变成政府实行中央募款制。所有筹款都需要获得卫生部的批准，方能进行。这个计划，几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反对。在一些案例当中，中央管制所带来的官僚主义，最终导致义款发放过慢。有一些个案甚至出现，申请过程过长，最后结果竟然是拒绝募款的申请，让急须援助的病患空等一场。

看来，不管制，可能出现滥用的现象。管制，又可能使真正需要的一群，失去应有的急时救济。一个可行的方案，看来还在于民间募款机关或是媒体，自行建立实际可行的监管制度，即无须经历冗长缓慢的官僚过滤，又可以确保善款的妥善配置。

当然，说往往比做来得容易。社会上需要援助的人士如此之多，公平发放谈何容易？分发义款到底要以客观规定的需求为本，还是专注于更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此外，人们还往往会争议的是：为何可以在本地治疗的疾病，为何要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到外国求医？如果可以在公家医院的得到治疗的疾病，为何还坚持到私立医院诊治？

社会性控制及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的是客观理性的执行。但身为病患，或是家属的感受，实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我们至爱的亲人，我们都希望能够给予最好的医疗照顾。个人对“最好”的要求，与现实上个人甚至社会资源的有限，形成难以化解的矛盾。

归根到底，提升公立医疗服务的素质水平，并在合理的收费基础上给予全民医疗的服务，方为釜底抽薪之道。这当中包括对公立医疗机构管理阶层的效率提升、民间监督机制的建立，及医疗人员福利的提升。

据说，在新加坡，公立医院的竞争力往往，并不下于私立医院。实际上，掌握更大的经济资源的政府，确实应该比私立医院更能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应当理解，医疗是全民根本的福利。在医疗费用日益增长的时刻，政府应该认识到，我们已经没有本钱，牺牲公立医疗的效率，来贯彻“重整社会”的议程。

当然，在公家医院改革真正发生之前，人们看来还是会考虑国外，或是某些私立医疗机关。除了募款及私人积蓄，另一个可行的医疗融资就是医疗保险。通过未雨绸缪的风险集合管理，达致报户之间的互相帮助。

无疑，医疗保险的专业性及复杂性，使某些保险代理无法掌握，导致行销过程当中的误导。当部分客户面临“货不对办”的感受时，对于保险业者的整体形象就有负面的影响。在这方面，国家银行应更严厉贯彻提升保险业者专业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