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起步如何？

我在《南洋商报》的一篇旧稿，请指教

纳吉起步如何？

纳吉上任之前，接受国营第一电视采访，提出一上任就会有两件事，是人们十分关注的，因此他会尽全力表现。他所指的两件事就是：第一，就职后的演说；第二，内阁的重组。

内阁是国家行政决策的最高机构。新首相上任，新的内阁团队人选的取舍，将决定治国方针的执行成效。因此，纳吉认为人们会关注新内阁人选，自是相当合理。

然而，提到就职演说，我国历任首相就职演说，并没有任何惊人之作。就职演说也并非十分被重视的传统。

我国虽然没有就职演说的传统，但传统总有起点。而创造传统的，往往是历史上非凡的人物。当纳吉宣布重视就职演讲时，人们似乎可以期待，演说可以异于往常，可以是历史性的突破。

4月3日就职日当天晚上，纳吉在通过国营电视台直播演说。演说除了感谢最高元首以及前任首相，也提出了一些治国的想法。

作为上任后的第一篇的演讲，这些治国想法，似乎过于笼统，也缺乏新意。“我们必须在过去的成功基础上继续建设”、“政府必须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做法”、“我们必须不问背景的吸纳人才，让公共服务更具活力”。这些似乎都是许多领导人多年来光说不练的华丽宣言，当然再难引起共鸣。

就职演讲，基于时间的局限，当然没有办法详细交待各种理念。因此，笼统地论述看来难以避免。然而，笼统的同时，领导人必须提供具体的大方向，振奋鼓舞民心。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言艺术。纳吉就职演讲，似乎欠缺这方面的特色。

倘若领导交班，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就职演说内容应该展现大刀阔斧的决心。然而媒体专注报道的，却是纳吉在演说中提出的三项措施：解除两报的临时禁令、释放十三名内安法令扣留者、全面检讨《内安法令》。

这三项具体措施，成为媒体焦点，显示在更宏观的治国议题上，就职演讲并没有令人振奋的内涵。人民没有、也实在无需对三措施，过分激动，因为措施几乎肯定，并不意味着国阵将会对权威体制作出根本的改变。

在解除两家报章临时禁令的议题上，人们更应思考，纳吉解除禁令的依据以及原则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之前发出的临时禁令，乃错误的决定？

很显然，纳吉只是对两报的临时禁令个案性处理，对于媒体监控的机制和法律，似乎无意变动检讨。然而，关键议题从来就是媒体监控的机制和法律。机制尤在，当权者依然随时可以动用。

悬在媒体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一天不移开，真正有意义的新闻自由，始终只是空中楼阁。

至于释放《内安法令》扣留者，民联也马上提出，当年马哈迪上任，也曾经释放22名扣留者。然而，马哈迪时代同样出现“茅草行动”的大逮捕。与新闻自由同理，只要机制仍存，当权者“扣留”与“释放”，都有绝对权力。

根据《中国报》的报道，其中一名获释的兴权会领袖卡巴巴迪饶的弟弟巴巴都莱向媒体表示，其哥哥获释有四大条件，第一，一年内不可对外发言；第二，不可出现在公开场合；第三，不可擅自离开莎亚南；第四，不可接受媒体访问。如果巴巴都莱所言属实，那么“重获自由”的两人无异于遭政府变相软禁。

纳吉的第三项建议：“全面检讨《内安法令》”算是当中一个相对比较根本的措施。然而，人民无需高兴得太早。这样的“承诺”，不知会拖到何年哪月才能真正落实？

即使真的进行检讨，如何检讨？如何修改？同样是一大疑问。如果修改的仅仅是一些细节，又或者仅仅增加一些脆弱的制衡机制（多设立几个委员会提供建议），这同样无法改变《内安法令》的根本特质。

如果全面检讨《内安法令》的宣布具有诚意，纳吉必须在最快的时间，成立检讨该法令的皇家委员会，跨越党派邀请具有威望的人士，进行修改甚至废除《内安法令》的工作。

针对纳吉检讨《内安法令》的建议，马华妇女组主席周美芬提出，修改的方向，应该是把《内安法令》局限于打击恐怖分子和颠覆国家的行动，因此法令也应该正名为《反恐法令》。

其实，我国《刑事法典》早在几年前增加第VIA章，有多达十六个条文（130C-130S条文）专门对付恐怖活动。在增加反恐条文前，《刑事法典》原本也由相当多的条文，对付颠覆活动（121-130条文）。用来对付恐怖与颠覆活动，我国法律根本绰绰有余。因此，按照马华的修改原则，《内安法令》将成为多余的法令，倒不如直接废除。

即使《内安法令》最后真的成功修改废除，人们还是应该记得，我国威权体制不会因此消解。其他法令，如：《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警察法令》，总检察长的绝对提控权等等，仍然给予当权者巨大的权力。

纳吉背负沉重的包袱上台，亟需果敢的行动，来消除人民的疑虑。就职演讲这一环节，虽然获得媒体以及国阵成员党的极力放大宣传，但相当部分的人民未必满足。

听闻纳吉已经邀请数位媒体咨询以及公共关系专家，为其进行形象设计的工作。然而，任何的形象改变，都必须来自诚心诚意的实质改变。在资讯自由流通的网络时代，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空洞的形象设计？人民似乎不难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