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六月 25, 2006

想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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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听的话

本年度大学入学名单公布,一如往即,人们关注的焦点又在于大学录取新生的种种现象。此次大学新生录取,有关当局做足功课,把更为仔细的录取数据公布。

自7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精神与实践大行其道以来,大学新生录取,就成了当局实行种族固打制的首要手段。这些年来,多少华裔子弟,尤其来自没有能力保送孩子到海外或是国内私立大专就读的家庭,都对当局不公的政策,深感不满。对于许多因此失去进入大学机会的华裔人士,未能进入大学深造,至今依然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录取数据中最有“看头”的就是大学新生的种族比例等等资料。公布的资料显示,录取的新生中62.36%为土著,31.53%为华裔、印裔学生占6.11%。

进几年,政府开始对于种族固打制进行松绑,宣布实行绩效制,情况大为改善。但是多篇报章评论都指出,今年大学新生录取虽采取绩效制,种族比例与过去几年的数字,相距无几,非常巧合。

如何解读这一现象,要看人们对当今政府的信心。乐观而言,这或许显示国内各社群的竞争力已大为提升,以致这几年的大学录取的竞逐都相持不下,没有任何社群足以异军突起、也没有任何社群远抛在后。

绩效制,讲的就是自由竞争,这不禁令人联想其自由市场经济奠基人亚当斯密斯的著名并传神的比喻:“无形之手”。只要确保自由竞争的市场状况,“无形之手”自然能确保市场资源的最佳配置。

亚当斯密斯“无形之手”只是比喻,实际上也不再是当代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然而,如果把“无形之手”套用在我国大学新生录取绩效制方面,人们不免感叹“无形之手”的神奇力量。

其中,我国大学新生录取制的“无形之手”,确实保障了绩效制得以继续执行。试想想,如果大学录取的种族比例出现大副调整,后果会是如何?如果土著学生录取比例显著下降,谁能确保极端份子不会乘势搅局,向当局施压,重返种族固打?

提到极端份子,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述:在公共议论中,避免触及可供极端份子炒作的议题。在如是原则下,近年来还出现高官们选择性在不同语言报章发布不同的新闻的现象。从“华小不利团结”事件的善后,到“数理英语教学新方案”的宣布,都是如此办理。

同样,此次华语报章强调今年大学华裔生的成功录取率为75.99%,也确实是类似的宣布模式。如果换作巫英文报章大肆报导此一数据,后果可真实不堪设想。

也有政治人物常常提醒我们:不要为某些友族领袖的“极端”言论或表现所迷惑。那些只是为了满足友族社群内极端份子的“表演”,无伤大雅。但极端份子,正是因为此类真情表演,才得以不断滋养壮大。

种族政治下,各族都有“想听的话”。今年大学华裔生录取成功率高达75.99%,就是可以令华社欣喜的“想听的话”。绩效制下总录取人数有62.36%,则为土著社群“想听的话”。这种各取所需、各自表述,算是可“双赢”的结局吧?

然而,当实质的绩效制无法得以贯彻,以致于国家竞争力无法提升,再进而导致我国在惨烈的全球竞争中落后时,我们还能有足够的资源来投掷到制造族群“双赢”的格局吗?

各种族政治领袖协商共治,得出族群利益分配的方案后,回到各自社群“表演”,但何时戏假?几时情真?,当事人恐怕都没有把握。我们只能希望,自己族群的领袖,对我们说的做的,都是一片真心。

星期六, 六月 17, 2006

掷石情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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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石情意结

回教党领袖发言,指出他不会阻止参与示威的人民向警方抛掷石头,引来首相拿督斯理阿都拉的抨击。回教党的发言,显然是针对今年一系列针对燃油及电费涨价的示威活动,面对警方强行驱散的事件。

网络媒体广泛报导,警方镇暴队在最后一次的示威行动中,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集会民众,甚至导致有人受伤的事件。阅读这类报导的人们,肯定会对和平集会的人民,有所同情。

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一名执政党领袖呼吁人民“不要美化示威”的时候,实在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甚至还遭到批评。然而,当参与示威的政党之一,回教党领袖发出“掷石”的言论时,整个形势可能完全逆转。

在回应执政党的指责时,回教党领袖指出,示威群众向镇暴队伍抛掷石头,作为自卫的行动,并无不妥。该领袖还把情况与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治安部队抛掷石头的情况类比,显示反抗暴政,掷石有理。

亚伯拉罕体系宗教最初确实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价值,但历经基督教文明,强调以“爱”为本的价值后,此岸世界社群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减低。然而,后来回教的发展,并未一脉相承。

就在回教党曾经极力鼓吹实施的回教刑事(hudud)法当中;除了较为“闻名”的断肢刑法之外,许多刑事罪也是以群众向罪犯掷石至为惩罚手段的。当然,这究竟是古代中东社会的社会习俗,还是实质的宗教内涵,可能还有争议。

然而,关于群众掷石,较有哲学意味的还是耶苏基督的言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即使不以宗教视角看待,即使不认可基督宗教中的“原罪”前提,这样的宣示,确实足以警惕人类谦卑面对自己,不要轻易以自以为是的正义,行使暴力的行为。

我无意对各宗教进行对比品评,只想指出鼓动群众以“掷石”对付邪恶的言论,可能具有宗教历史“情意结”的成分。然而,“掷石情意结”受宗教历史的影响,可能远不如受当今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来的巨大。

如果说古代群众“掷石”,是主动唾弃罪人的习俗,现代回教世界的“掷石”画面,更多是来自巴勒斯坦人民对以色拉军的反抗行为。面对装备充沛的以色列军人,巴勒斯坦人民的“掷石”成为了悲壮举动。

在透过全球媒声音影象的传达,全球回教社群甚至把“掷石”行为“浪漫化”。这进一步深化为,压迫之下,反抗合理,无论手段如何的心态;也很自然的滋长了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掷石”,只是石头变成了犀利的武器,甚至是民航飞机,对象从压迫者转化为无辜的群众。

回教党曾经把马哈迪掌政时的政府,评为“异教徒”的政权。在宗教政治的脉络之下,如此标签对手,自然没什么稀奇。但是,把马来西亚的状况,类比为巴勒斯坦的情况,并合理化示威者的暴力反击,至少对于非回教徒而言,未免牵强附会,不伦不类。虽然如此,我们真的不应低估这类言论的效应。非回教徒的解读诠释,未必与回教社群异曲同工。

当然,回教党“掷石”合理言论,最大的受害者,是诚心通过和平集会,表达民声的群众,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及大专生。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群众或组织也并未公开抨击“掷石”言论。

在马来西亚群众政治意识低落的前提下,针对燃油涨价的群众示威,本来可能就是相对直觉式的情绪抒发,而缺乏更为理性的政改诉求。如今,参与示威政党的领袖竟公然宣称暴力反抗合理,沉默大众会作何感想?可想而知。

星期六, 六月 10, 2006

是挺谁反谁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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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挺谁反谁的问题吗?

前首相敦马哈迪再次在媒体发声,批评现任首相阿都拉,引发媒体的大肆报导,群众的炽热讨论。敦马对于现任政府的决策,已经多次表达不满。此次公开批判首相,与他近来的姿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此次的批判实际上并未专注于任何的政策,而更多是针对现任首相本人。

敦马此次的发言,从对事转而对人,也正是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提到当年阿都拉并非接任首相的首选接班人,现任副首相拿督斯理纳吉才是;并狠批现任政府背弃了诺言,逆转了许多前任政府的发展计划及政策。人们感觉到敦马的言论,更多是一种感受的抒发,多于任何实质的政策探讨。

经媒体大肆报导,我们首先看到身在印度进行官式访问的副首相纳吉,率先发言表示各届首相都在任内尽力做到最好。随后,国阵政治领袖纷纷表态,力挺现任首相阿都拉。

政治人物表态支持现任领导人,并不稀奇。说是奉迎拍马也好,说是政治现实下的理性抉择也罢;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人的体制下,政治领袖毕竟“懂得”如何自处。

然而,民间团体与人民群众,就不应盲目跟风,掉入表态动作的思维当中,过度热衷于此次的争议。实际上,我们看到许多人民,开始加入力挺现任首相的热潮中。这种热潮如果意味着人民对于当下政治形态的关切,就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是,人民或许会陷入现任首相与前任首相的比较当中,模糊了对于当下家国政治困境的解读与行动。当人民表明认可现任首相的开明的时候,这种言说是建立在对比前任首相的基础之上。

也正是基于这种相对性,阿都拉在新上任时享受了强烈的“良好感受”(feel good factor),并造就了2004年全国大选国阵的空前胜利。全国大选过了两年,人们开始从实际的生活体验当中,感受当初所谓“廉政”、“亲民”的承诺,到底兑现了多少。“良好感受”的流失,自然在所难免。

在砂拉越州选举的成绩出炉后,人们一般判断下届大选将是国阵政府的重大考验。巧妙的是,当前任首相一再活跃于公共领域,尤其是批判现任政权时,人们始终还是会不断的被“提醒”现任首相的相对开明。因此,现任首相可能是这次争议的最大受益人。

我无意表示这是任何政治势力精心布局的结果。实际上,我更倾向相信敦马的发言,更多只是快意的情绪抒发,而非意在暗中帮助阿都拉。现任首相能够在被前首相批评时,获得令人动容的人民表态支持,至少体现了两大事实:

第一,现任首相的形象营造,还是相当成功的。甚至上届大选国阵打出的“现代包青天”的形象,至今依旧影响着广大的群众。反对党确实不应被砂州选举的成绩,冲昏了头,错判形势。

第二,人民政治意识的低落。顾名思义,“亲民形象”毕竟是感性的“形象”,它可以脱离任何现实的判断。当人民把国家政治结构及事件的分析弃置,代之以感性朦胧的感受判断,体现的正是政治意识的低落。

巫统总秘书拿督斯理拉西一语道破天机:“敦马指阿都拉逆转了许多前朝政策的指责是错误的”。实际上,关键领域的改变逆转,始终是空中楼阁,甚至根本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

钳制人民自由的恶法结构依然存在、种族政治的依旧肆虐,、朋党集团持续榨取人民利益的事实,更可以从国能与独立发电站的不公平合约,可见一斑。

国家的稳健发展,召唤人民成熟的看待政治。国家政治的问题,真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挺谁反谁”的问题。

星期六, 六月 03, 2006

文件内容才是重点

我在《南洋商报》的最新作品,请多指教:

文件内容才是重点

大马警察部队官方网站日前刊登一篇长达12页的文字,大肆抨击成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当独立委员会(IPCMC,独委会)的建议。该篇文字节录了多为警队高层对于独委会的看法,并指出这项文件的刊登,是获得全国总警长丹斯理巴克里奥马认可。

首先报导事项文件的是一家网络媒体。过后英文《新海峡时报》头版显著标题指出全国总警长为此事件,脸色骤变。标题似乎影射全国总警长对于该份文件的公诸于世,令总警长难堪。报导内容证实,总警长强调文件为警队“内部文件”。之所以会上载至民众也能浏览的网站,纯属误会。

其实,警队原本就是公民的一份子,也理所当然的享有对于国政方针发表意见的权利。全国总警长无须为报告公诸于世而难堪。独委会的建议涉及警队制度的优化,所以警队内部提出意见看法肯定有助于事件的讨论。

当网络媒体询问总警长对于文件内容的看法时,他还是一再强调该份文件是“内部文件”,无意公开让公众阅览。这其实是答非所问。;也可能显示某些方面有意转移视线,大事化小,断绝人民群众对于警队内部意见的探讨辩论,把事件归结为纯粹的技术错误。

警队身为国家治安的捍卫者,理应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更应有敢说敢当的气度。警队隶属于国家,服务对象更是人民,对民众不能坦诚相待,自是令人遗憾。

当然,不愿意公开警队高层对于独委会的意见,是否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内部文件”中列举的理由,大多站不住脚?这也是否折射出某些人士的心态:反对独委会的意图,不能靠以理服人,只能诉诸于内部争取及暗中的要胁?

警队“内部文件”列举反对独委会的理由,有两个版本。马来语版本列举9个理由,英语版列举10个理由。两组理由有重叠之处,但结构上却略有不同。英语版本主要把国语版本其中一个关系到宪法及公共法的理由,分为几个理由,进行较为仔细的分析。

国语版第1、第2、第5个理由,分别指出独委会的成立“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次序”、“导致无政府状态而危害人民”以及“犯罪案件的发生将会失控”。独委会的用意在于调查及处理警队可能的滥权事件,如何导致如上述警队功能的失效?令人费解。

但其实答案就在“内部文件”当中。文件节录警官协会会长的报告,指出该协会成员就独委会的成立,悲愤不已,许多警官建议集体辞职、在2008年大选投选反对党、缩短办公时间、及最令人震惊的是,有协会成员竟然建议:让犯罪率提升。

因此,说穿了,独委会并不会带来什么国家人民的安全威胁,警队成员对于独委会的反应才会。警队以放弃自我职责为要胁,反对独委会的成立。这当然很可能只是少部分害群之马的心态。“内部文件“也并未列明此类警官人数多少。但问题在于警官协会当局,甚至警方高层,对于此类思想,采取的是放任还是善意疏导的姿态?

高居英语版理由榜首的是:“政治人物将失去权力”(lost of power by the politicians)。政治人物本来就不应也不能,利用警队来达致自身的政治目的。“内部文件”用“政治人物”这个字眼,可真有“用词不当”之嫌,除非这背后具有“语带双关”之意。

其实“政治人物将失去权力”的标题下,“内部文件”的解析主要还是指部长将失去对于一个中立警队的掌控力。部长为民选的执行者,自然应该对警队有所掌控。独委会的成立会确实会削弱部长的掌控权。但现代民主国家的要素之一,正是权力的分散及有效的制衡。对于人民群众,“政治人物将失去权力”不只不是反对独委会成立的理由,反而是其成立的重要理由。

全国总警长已经公开声明,成立独委会与否,是政府的权力;并声明警队一如既往的效忠政府。这算是对待此次事件较为成熟的表现。当然,我们不能奢望已经被鼓动的警队人员,会轻易放弃反对独委会的动作。身为人民的一员,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一切机会,包括通过民主选票,明确传达我们对于成立独委会的支持。